“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姐妹和女儿”
1905年12月8日，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审理了一起华人官妇黎王氏涉嫌从四川拐卖未成年少女到租界的妓院做雏妓的案子。案情是原籍广东潮州的黎王氏与家人亲友一行人为了运送在四川任候补经历一职的亡夫黎廷钰的遗体回故里安葬而搭乘英商太古洋行的“鄱阳号”轮船顺长江而下抵达上海，再计划由上海转海运南下粤东。黎王氏随行还带了3名家丁和15个8至14岁的奴婢以及近一百箱之多的行李。黎廷钰父亲黎植生在重庆经商有年，颇有影响力，其叔父黎祝南在重庆主持四川招商渝局的报关行。黎家似有先见之明，知道途经上海不同别处，需要额外的通关文件，于是通过当地招商局向重庆道台（也称川东道台）申请了护照，而且黎祝南还特地安排了招商局的丁昌志号轮船送黎王氏一行人由重庆先到宜昌，再由宜昌换乘“鄱阳号”前往上海。
轮船行至镇江的时候，船上一名水手因为勒索黎王氏不成而登岸向“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文怀恩（John Elias Williams, 1871-1927）告黎王氏拐卖幼女，文怀恩就发电报给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报案。12月6日，“鄱阳号”抵达位于法租界外滩（Quai de France）的太古洋行码头（现上海十六铺一带），黎王氏一行人就被早已在那等候的两个租界的巡捕以涉嫌拐带人口逮捕。他们被先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者再把他们移交给公共租界巡捕，由其带到位于福州路的公共租界中央捕房（今上海市公安局所在地）收押候审。黎王氏的15个奴婢则被送往由欧美女传教士们1902年创立的专门救助和改良华人妓女特别是雏妓的“济良所”（Door of Hope）。
图1：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发行的明信片。上面的轮船就是“鄱阳号”，走的是长江沿线。“鄱阳号”原本是美国同孚洋行（Olyphant & Co.）的货轮，后来被太古洋行买下改造成客轮，1891年加入长江航运，吨位也由此前的827吨增加到1892吨。由于吨位过大，无法穿过三峡天险，最远只能到宜昌。所以，黎王氏一行人只能坐小船先由重庆到宜昌，再搭乘“鄱阳号”到上海。明信片左侧显示的是太古轮船公司还经营北自牛庄（今辽宁营口）和安东、南自广州和香港的覆盖整个中国沿海的航线。虽然这张明信片没有标明，但是太古洋行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在汕头设有分点，所以，黎王氏一行人也有可能打算在上海换乘太古洋行的沿海航线南下粤东。
两天后，黎王氏一行人被巡捕房押送至专门审理租界内华人为被告的会审公堂，交予中方谳员关炯和英国副领事德为门（Bertie Twyman）一同会审。在被问及她的15个奴婢的来源时，黎王氏称是其应潮州亲友所托在四川购得的，而且她有买卖契约和她与亲友往来书信为证，只是她的这些证物在其被巡捕房扣押的行李里而无法呈堂。黎王氏的供词为她的奴婢们所证实。她们当中年长的几个女孩供述了她们是如何被她们的父母或亲属以不同的价钱卖给了黎王氏。由于晚清新政的法律改革才刚刚开始，旨在翻译引进西方和日本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新法律尚未成型和生效，“旧的”以家庭和等级差异为基础的《大清律例》又尚未被废除，主审黎王氏一案的关炯因而认定该案无据，“似不能遽指为诱拐”。关炯一开始想直接开释黎王氏，并与陪审（Assessor）德为门商议，但是德为门不同意，因为在此之前巡捕房和他已经商量好控告黎王氏“涉嫌绑架三个女孩和以非法目的购买另外十二个女孩”。黎王氏一行人当天被逮捕收押之后，巡捕房就初步审讯了这些女孩。根据巡捕房录的口供，“其中三人表示她们是被拐的，而后又有三人表示她们是被不认识的男人从她们家里掳走的”。这些口供就构成了巡捕房控告黎王氏的事实基础。但是对中方谳员来说，如果这些奴婢真如黎王氏所说是她购买的而且她确有购买凭证，那么即使这些奴婢当中有的是被拐骗后再卖给她的，而并非她们的父母或亲属直接卖给她的（父母或者直系亲属买卖子女在当时有“天然”的合法性），这也不足以证明她买卖她们的行为为非法。在“买卖人口”仍被视为一种权利甚至特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被定为非法之前，只要她的官妇身份允许她买卖人口，那么她不需要对这些女孩的来源是否合法负责。
在德为门和巡捕房看来（以及后见之明会告诉我们的那样），买卖人口的行为本身以及任何环节都是非法的，无论买卖人口交易的发生地和买卖她们的是什么人（包括她们自己），亦即，无论她们是被拐卖的还是被她们的父母和亲属所卖抑或是“自愿”卖身的。即使买卖人口的行为发生地不在公共租界或者法租界，但是由于这些被买卖的女孩大部分都被卖到租界内的妓院，这在租界一方看来就和他们的公共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个殖民主义色彩浓厚的“任何形式的人口买卖都是非法”的普适主义看来，黎王氏显然已经对自己买卖人口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而她的奴婢们在公堂上给出的口供也佐证了她买卖人口的罪行。如果说再找出那些买卖契约对谳员和上海华人社会来说可以证明黎王氏的清白，那么对德为门和巡捕房以及今天早已接受和内化了这一普适主义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只会提供更多证明她非法买卖人口的有力物证。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格平等和人口买卖本身就是非法的总体化认知并非自明于某种所谓的儒家法律和经济思想传统之中，而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晚清通商口岸的世界中。
鉴于双方对于黎王氏买卖人口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无法达成一致，关炯便坚称，根据1868年的《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及其他条约如《天津条约》和《烟台条约》（也称《芝罘条约》），外国领事陪审员无权干涉像黎王氏这样发生在租界内纯粹只涉及华人的案件，而且没有上海道台的授权，他不能任由德为门把黎王氏带走。德为门则称其只听命于英国领事而不知有上海道台，而他接到的指令就是要将公堂判决的女犯收押在虹口新建的工部局监狱（俗称西牢或者提篮桥监狱）。关炯回敬称其也不知有英国领事。陪同关炯一起审案的襄员（副主审）金绍城见德为门多番否定关炯的判决气愤不已，就命公堂衙役和“官媒”（女监的看守，通常由年长女性充当）将黎王氏带走收押在公堂后院的女监。德为门也命令在场的巡捕争抢黎王氏，冲突一触即发。但是巡捕明显占据了优势，不但殴伤数名衙役，还撕烂了金绍城的朝服与朝珠。冲突中衙役将大门反锁阻止巡捕，巡捕胁迫关炯开门放行，关宁死不从，最后巡捕强行破门将黎王氏一行人带走。黎王氏被押回到工部局西牢，她的奴婢则被巡捕房和在场的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斯图亚特女士（Rebecca Cloud Stewart）送回“济良所”；斯图亚特女士陪同这些女孩出庭，以确保她们仍判交济良所收留。
由于黎王氏案开庭审理当天会审公堂内聚集了闻讯来报道的上海各大中英文报社的记者，冲突的消息立刻在沪上传开，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很快传到其他城市如北京、天津、广州、伦敦和美国的主要城市。有趣的是，记者们和观审的群众在冲突爆发时也加入了华洋各自一方参与殴斗。彼时的上海正经历由美国排华法案激发的“抵制美货运动”。这场由上海商务总会（成立于1902年）在1905年5月发起，而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到了年底已经开始式微。其最终虽然没能改变美国的排华法案和行径，但是其积累起来的民族危机感和挫败感立刻在黎王氏案上找到全面的爆发口，并且让世纪之交兴起的女性主义理论实践，尤其是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广泛深入到中国新兴的城市各社会阶层和团体的集体意识当中；“中国女性”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下与“中国国家”之间建立起相互的隐喻逻辑关系：囚禁“中国女性”即是囚禁“中国”，解放“中国”以及建构一个“中国人的中国”（China for the Chinese）必须从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中国女性”。
用一个署名“公平游戏”（Fair Play）的中国读者（应为男性）发表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官方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的评论黎王氏一案的文章称：“谳员只是想把这些女被告们留在公堂，而且这么做也是顺应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感受，即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女人，无论她们多有罪，被外国人收押…我们不想巡捕房打着保护的幌子闯进我们的家里，肆意逮捕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姐妹和女儿，然后羁押她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而且只要我们心中还有这个原则，就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绝不。” “中国女性”之所以能扮演这样的原则性角色，简言之，又是因为解剖性医学和优生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引进中国（主要通过来华的传教士和作为新知识翻译与出版传播中心的上海），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开始将女性性别化的身体视为孕育新的民族国家的力量源泉（子宫）。
图2：12月18日暴动中被烧毁的巡捕房。Photograph by Stewart Young. Image Courtesy of Robert Inglis Fearon and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Bristol (www.hpcbristol.net).
正是基于此，在大闹公堂之后，上海华人社会上上下下群情激愤，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并密集地举行多则上万人的集会演讲，抗议巡捕房羁押黎王氏，并要求清政府商部和外务部与驻京公使团和英国外交部交涉。驻沪领事团和工部局在13日收到驻京公使团无条件释放黎王氏的命令之后，故意拖延到15日才将黎王氏送至广肇会馆而不是会审公堂释放，以示蔑视中国官方。这就激起了沪上华人更大的抗议浪潮。抗议者于18日暴力冲击中央巡捕房和工部局大楼，并成功冲入巡捕房将其破坏和焚毁。工部局召来自己的“万国商团”（The International Volunteer Corp）和各国军队武力镇压，打死打伤数十人。加上上海地方政府联合弹压，骚乱才被平息下去。
图3和图4：镇压18日暴动的上海公共租界的“万国商团”和各国军队。图4是图3的局部放大图，显示的是被打死的中国示威抗议者。Photograph by Stewart Young. Image Courtesy of Historical Photograph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Bristol (www.hpcbristol.net).
工部局执意不愿在黎王氏一案上妥协以致酿成流血事件是因为对其及其声称代表的公共租界而言，“中国女性”的身体同样是其想象和建构一个城市国家或者“独立共和国”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和核心利益。一直困扰上海公共租界的以中国女性为主体的娼妓问题，特别是担心随之而来的性病问题对租界公共卫生和一个想象的完整健康的城市国家身体的污染，让世纪之交的工部局决心要将娼妓业完全纳入其行政管理之中。巡捕房中央捕房所在的福州路就是当时上海娼妓业的核心地带，尤其是一个叫会乐里的弄堂。它的存在对公共租界构成了直接、可见的威胁，因为不断有巡捕因为光顾近在咫尺的妓院染上性病，而巡捕房又是工部局治理租界和寻求自治的核心力量，同时也是租界每年预算最多的部门。沿长江流域的人口买卖特别是买卖妇女和女童，以及扮演这一行业关键中间人的人贩子和老鸨自然也就成了工部局关注的重点（作为每周三举行的工部局董事会例行会议的重要议题与会审公堂陪审以及巡捕房联合执法一起讨论）。
殖民主义凝视下的“人口买卖”问题
图5：18日暴动中受伤的巡捕。从图片中我们能看到巡捕里除了欧洲白人，还有华人和戴红头巾的印度锡克族，而且从他们的站位中，我们也能看出巡捕房队伍里的种族主义阶层划分非常明显，包括白人之间的等级划分。图片来自 “上海老底子” 老照片。
鸦片战争后，欧美外资以上海为据点设立的大量洋行轮船公司借助条约和领事保护很快渗透到长江中上游和中国的腹地。其联合同时崛起的民族资本如李鸿章1872年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7年还巨资收购美国旗昌洋行的旗昌轮船公司；黎廷钰叔父黎祝南主持的四川招商渝局应该是轮船招商局的分支），不仅将晚清中国纳入全球资本主义当中，而且还把新发现的“中国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性别身体的生产与再生产置于这个由世界各大都会（上海是其中之一）构建的全球资本流通网络的核心位置。如果说英国突破其经济发展内卷化瓶颈的一大“幸运”因素是其海外殖民扩张所掠夺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那么中国的政治和商业精英以及“传统”的同乡会馆组织同样在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上海和江南一带以及整个长江流域找到突破中国经济内卷化和实现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办法，即积极加入由殖民主义构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诚然，这一大历史进程是以无数个体生命的迁移、劳动、病痛和陨灭为代价。与大量的中国男性尤其是广东福建沿海的男性被卖到或是通过劳动契约辗转到全世界各地做苦力一样，成千上万的中国内地的妇女和女孩自发或者被迫通过发达的长江航运来到上海，而她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了租界里的妓女或者上海绅商家里的奴婢，抑或是被卖到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做妓女。从曾经长期在武汉和汉江一带传教的上海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编辑高葆真（William Arthur Cornaby, 1860-1921）在黎王氏一案之后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颇有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读者来信中（ 事实上，高葆真在广学会参与翻译和编辑的《万国公报》最早于1899年2月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宣言》翻译成中文），我们可以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长江流域航运为上海和世界范围内的娼妓业源源不断供应女性身体的人口买卖窥见一斑。“早在上一年[1905]的7月9日，14名掌握着难以启齿的财产（女性）的中国业主在一封提交给部分工部局董事的联名信中威胁发动暴动。他们反对任何限制或者监管他们人口买卖的措施，因为他们的中国客户会因此用一种不可控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不满，以至给公共租界的外人造成不便。”在简单描述黎王氏一案之后，高葆真从受害者的立场分析道：
根据这些业主自己的判断，他们的客户家里有为数“不低于四五千人”的奴婢（inmates）。由于她们当中很多人的健康每况愈下，绑匪和奴隶贩子会从尤其是汉口以及汉口以西的长江沿岸的很多人口买卖中心不断地找新人来补充。甚至很多显要华人基督徒的女儿都被绑架拐卖，而且很多中国人反复确认过，几乎没有一艘从汉口开往上海的外籍轮船上没有来自四川的“奴隶”。负责运送她们的那些女人常常称自己是“带着个人奴隶的贵妇”，受到这些业主的保护，而后者又受到上海的同业会馆的保护（这早在上一年12月份的暴动前的十多年内就被中国中部地区的人反复证实了）。
由于一旦这些女孩们被从当地的船上转运到外籍轮船上就再也没有办法追踪到她们的去向，近些年开始流传着非常危险的谣言，称有外国人和这些买卖有关联，收钱保护那些“贵妇”免于会审公堂的调查。确实，七年前我本人在汉江上游一百英里处的一个地方就被当地人当作“绑匪”给包围，这很有意思地等于把我和那些在去年12月份反对释放黎王氏的暴动中受到围攻的人归为一类了（即反对奴隶制者）。可是只有（上海）当地人的感受在英国被报道，而长江流域那些失去了聪慧女儿的家庭却鲜有被报道的，以至于出自上海的那些值得尊敬的意见实际上是和巡捕房而不是和“上海的爱国者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
如果说高葆真仍难免事后诸葛亮，那么“鄱阳号”轮船上的水手选择向文怀恩“诬告”黎王氏拐带买卖人口也从侧面证实了高葆真描述的沿长江流域的高度组织化和日常化的人口买卖，以及这一现象早已引起传教士们的注意，而文怀恩再将黎王氏涉嫌买卖人口报告给公共租界巡捕房某种程度上也说明这种合作打击长江流域人口买卖的常态化。如果我们由已知的描述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上海发达娼妓业的社会史反观的话，高葆真对于长江流域人口买卖规模的描述实际上只是更大范围人口买卖的冰山一角。当然，高葆真不只是要为那些失去女儿的中国家庭伸张正义和批评中国的排外民族主义，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支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对租界内中国人的管治权和出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大量来华并以上海为据点的传教士们抱着的一个共同的野心——“宗教帝国主义”。根据 Sue Gronewold 的研究，“早期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度很低逐渐被认为是因为受制于中国家庭妇女的抗拒，‘妇女工作’因而被视为传教士渗透中国的帝国主义事业的关键。只有女性可以接近中国女性，也只有通过把中国妇女变成基督徒，才可以‘赢得’整个中国‘种族’”。作为世界女性问题的一种在地化表现，中国女性问题可以说是西方传教士（包括他们当中大量的中产阶级和蓝领阶级白人女性）提出和施加在中国/上海的华人社会和租界西人社会身上，而后者之间争夺中国女性反过来又让中国女性变成二十世纪至今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核心问题。
这里需要简单梳理一下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这个，用杰逸（Isabella Jackson）的话说，因为“跨国殖民主义”（transnational colonialism）而一跃成为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世界城市”的历史，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大量来自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各地的移民会不断涌入并共存于上海的租界里，以及移民人口如此庞杂的租界又到底是如何运作和管理的，尤其是涉及前文中提到的工部局、巡捕房、领事团、和会审公堂等多方权力机构的由来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而了解上海作为19世纪中叶之后崛起的全球移民城市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女性问题是如何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殖民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构建的历史语境之中。
上海不是广州：从“华洋分治”到“华洋杂居”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和具体涉及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居留和享受治外法权的《五口通商章程》之后，上海道台宫慕久与第一任驻沪英总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 1809-1894）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的荒地和滩涂为英租界。当时的华民主要集中在上海县城（即现在常说的老城厢），人口二十几万，以广东和福建商帮居多，而租界内外侨最初只有二三十人，原住民也不过五百人。双方于1845年签订《土地章程》。这个23条的章程充当了租界的根本大法或者说“宪章”的角色，并且后来被多次修改以适应租界不断扩张的现实和需要。特别是中间涉及剥夺中方地主自主权以保护外籍租地人权益的第9条（“商人租地建房之后，只准商人禀报不租，退还押租；不准原主任意退租，更不准再议加添租价”）后来更是被视为允许英国商人和经由英国领事许可的其他外国商人在租界内永久租用土地但土地所属权仍归中方地主的“永租制”。华民不被允许在租界内租地，所以租地人只是外侨。由于英租界刚成立时有着强烈的排他性，美国人和法国人也先后在上海建立各自的租界和获得相同的永久租地权。《土地章程》签订后的第二年的12月22日，英租界的租地人举行第一次“租地人会议”，并确立此类会议的准议会性质。会议推选出一个初具市政管理功能的3人行政机构道路码头委员会（Committee of Roads and Jetties），也就是工部局的前身。1852年7月3日举行的租地人特别会议，规定英租界的租地人无论土地多少都在租地人会议上有一票选举权。
1853年由广东三合会刘丽川领导的小刀会攻陷上海县城虽然给刚成立不久的租界制造了空前的危机，但是也让租界外人发了灾难财。租地人在自己的租地上兴建简易民房租给大量逃入租界避难的华民，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他们还初尝了炒作地皮和房地产的红利。英法美三国领事和租地人会议为了自保和应对难民危机，以及满足租地人资本原始积累的欲望，决定合并三国租界，并于1954年7月修改《土地章程》，扩张租地人租地购房的权限（此前的《土地章程》对外人租地的条件和数量有严格的限制）、允许华人在租界内租住租地人的房屋（但是华人在租界内的日常生活行为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训）、以及设立一个功能更完备的自治市政机构，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和由工部局领导的巡捕房，以应对大量难民和驻守租界的海军士兵带来的治安问题。新的《土地章程》为上海的国际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大量的难民为租界的市政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也决定了租界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高度依赖长江流域甚至整个中国源源不断供应的劳工，包括我们熟知的苏北难民。 此前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中英双方都严格执行的“华洋分治”（东印度公司的商人聚居在广州的英国商馆/British Factory内）从此被上海租界的“华洋杂居”所替代。租界也基本上形成了由领事、租地人会议和工部局三方共治租界的权力结构。
1854年小刀会失败之后，大量的难民离开租界，租界人口明显回落。1861年和1862年前后，太平天国几次进攻上海及其周边，导致更多的难民涌入租界。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华人人数虽然也有所回落，但是仍维持在相当可观的数目。英美租界（1863年正式合并）和因为不满英美租界借太平天国危机试图独立租界而退出三国联盟的法租界在太平天国之后，同时在各自辖区内做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并于1865年3月公布了普查结果。公共租界计有外国人2297人，中国人90587人，合计92884人；法租界计有外国人460人，中国人55465人，合计55925人。两租界实有中外人口共计148809人。统计结果同时显示，在沪的外国人分别来自英、美、法、德、俄等18个国家。这些人口保证了租界在太平天国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有足够的劳动力，而租界在之后相当长的相对和平时期里经济持续增长和面积不断扩张又持续吸引着全国和全世界的移民。1898年，外国租界（1870年之后工部局将英美租界更名为“外国租界”/Foreign Settlement，以强调其国际公共性）完成其历史上最后一次扩张之后，界内华人达到35万，外侨也有近7000人。工部局顺势再次将“外国租界”更名为“上海国际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以强化租界国际化程度和弱化其英美特性。这一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二战日本占领上海前夕，最高峰时公共租界华人人数达到160万，面积较小的法租界也有八九十万，而外侨则多达6万人，来自58个不同国家和地区。
租界内的“华洋分治”和“中国佬的机会”
公共租界的国际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助长了工部局的权力欲望及其自主意识的形成。工部局不断地与领事、租地人会议（1869年后由于选举权扩大给缴纳房捐的非租地人而改为纳税人会）、和中国政府夺权以扩张租界权限和完善租界的城市国家建设，包括征税、征地、跨界筑路、司法管辖、以及修改《土地章程》。太平天国之后，尤其是进入19世纪70年代之后，工部局不仅能摆脱他们的限制，还反过来利用他们为其服务，并最终形成一种由少部分实力雄厚的租地人和洋行大班主导的寡头政治。工部局的崛起让上海公共租界不同于上海法租界和西方列强在中国其他各地设立的租界，比如有着十几国租界的天津。后者都是由各国领事直接控制和管理。尽管这些租界也设有类似工部局这样的行政机构，而且尽管这些行政机构如法租界公董局也不乏寻求自治或者与领事分权共治租界的欲望和行动，但都没有成功，而仍只是作为领事的行政和咨询机构存在。工部局是极少数成功利用其宣称代表的公共利益和地方主体意识（“上海人”Shanghailanders）取代领事成为公共租界的实际领导者，并剪断其与欧洲母国的脐带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上海虽然是一个被殖民了的城市或者说是因为殖民主义而崛起的世界城市，但用毕可思的话来说，“上海不是一个殖民地”。上海不是香港。
租界的国际化和“华洋杂居”并不意味着华洋被一视同仁对待。无论租界内各方势力如何争夺租界的领导权，他们对于在租界内实行“华洋分治”和维持一个种族隔离的租界社会以维系白人优越感有着相当的共识。华人不被认为是Shanghailanders，而且即使华人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租界的纳税大户，他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选举权和代表性；华人商业精英也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才进入租界管理的核心权力层，工部局董事会。1905年的黎王氏一案事实上也是租界华人社会争取选举权和代表性的一次努力。所谓的Shanghailanders不仅从租界设立之初就通过法律东方主义的话语霸权获得治外法权，即他们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归他们的代表领事审理、中方和工部局都无权过问，后太平天国的租界面对“华洋杂居”的现实和趋势，还以华人不适合西方的文明法律而发明“中国法”，并通过设立一个由中方谳员主审、领事陪审的混合法庭来审理租界内华人为被告的诉讼案件。这一基于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属人管辖”设计，和历次修改的《土地章程》都极力压制的租界土地的主权归属问题，却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崛起的中国民族主义颠覆《土地章程》的殖民主义话语霸权和建构西方式的主权独立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提供了重要突破口。中国佬终究也有他的机会。正如本文前半部分对于黎王氏一案的描述，这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又是围绕争夺“中国女性”的身体控制权展开。一旦“中国女性”因为反帝反殖的需要进入中国的文化政治话语里成为一个基础性的思考范畴，它就成为一个争执不断的问题延续至今，相信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当我们今天关注“人口买卖”和移民的问题，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性别和女性问题，仍不可忽视当下的这些问题也有着其自身谱系的重要历史问题，而掌握这一问题的历史脉络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在当下的呈现并指导我们的行动。
（本文原题为：“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姐妹和女儿”：19世纪末、20世纪初沿长江流域的移民和人口买卖问题。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