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与教育是迈向未来的解方数智时代如何为教育强国培育未来之师

华南师范大学师范生正在基于智能分析报告进行协作学习。 吴建国 摄 　　■高教聚焦·教育强国建设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澎湃发展，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背景下，全球教育迈入了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的新阶段。而我国，则将教育数字化视为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作为我国师范教育的主力军，是衔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重要纽带。新的历史时期，师范院校应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积极拥抱数智新时代，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的赋能作用，推动高质量未来教师教育更好地服务教育强国建设，交好“数智时代，师范院校何为”的时代答卷。 　　响应强国战略，把握教师教育新方向 　　在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师范院校应秉持“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放眼长远看教育”的宽广视野，深入探索解决培育怎样的未来教师，以及怎样培育好未来教师的难题。 　　明确新使命。强国建设，育师有我。师范院校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从“四有好老师”到“四个引路人”，努力培养具有教育家精神、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大国良师。 　　明确新站位。扎根本土，胸怀世界。我国教育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新阶段，师范院校应扎根中国大地培育教师，既要引导未来教师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又要使之具备宽广的国际化教育视野，以及对全球数智科技革命的敏锐感知，胜任未来的不确定性挑战。 　　明确新指向。教师所教，皆为未来。当前，我国已拥有200余所师范院校，培养出大批即将步入教师行业的职前教师，他们与专职教师共同肩负着引领未来教育的重任。因此，师范院校要重视教师职前职后一体化发展，擘画教师教育事业的顶层设计和规划蓝图，充分发挥教师教育特色和优势，成为培育“未来之师”的摇篮，为国家教育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夯实数智基建，打造教师教育新生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师范院校应当深刻把握系统规律与机制方法，将教师教育工作的规律性与数智技术的驱动力深度融合，将数智技术的优势融入培育高质量教师的全过程。 　　加大投入力度，升级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师范院校应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构建高速稳定的校园网络、安全可靠的云平台，以及精准专业的教育专属大模型，为教师教育的数字化生态提供技术支撑。 　　打造全方位、多层次数智化场景，服务教师教育。师范院校应将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学、管、考、评、研”等典型场景，为教师在实践工作中提供专业发展的训练支撑。 　　加强数据治理。师范院校应整合多类场景中的多模态教育数据，创新教育数据要素在教师教育生态中的应用途径，在数据驱动下推动教师教育治理迈向“智治”和“善治”。 　　创生数智资源，丰富教师教育新供给 　　师范院校应建设、汇聚、创生与共享数智化教育资源，并以其为切入点，打好“人工智能+教师教育”的“组合拳”，丰富教师教育服务内容供给的数量，提升其质量。 　　整合盘活现有资源。鼓励教师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协同开发应用数智化资源，并对其优化设计。面对我国庞大而分散的数字资源，师范院校应发挥引领作用，携手智能教育企业与中小学校，共建共享智慧教育资源，精准推送现有优质资源，并提供个性化服务，降低教师获取资源的成本与门槛。 　　以智能技术创新资源服务形式。师范院校应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新兴技术，设计开发数字教材、多模态教育知识图谱、沉浸式师训系统、教育智能体等新型资源，为教师提供丰富多元的教学服务，以及虚实融通的沉浸式体验。 　　利用数智技术赋能资源提质增效。师范院校应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挖掘分析教育用户的反馈数据，精准智能地评估资源质量，推动数智资源的持续改进迭代，为教师提供更高质量、更具针对性的教育资源。 　　提升数智素养，应对教师教育未来新要求 　　师范院校应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培育未来之师。通过职前培养，促进主干学科知识与跨学科知识、扎实理论功底与强劲实践技能、专业基础能力与高阶创新能力、学科素养与智能教育素养相融通，锻造教师的数智素养。 　　增强教师对技术变革的“适应力”。师范院校要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混合现实等内容，纳入教师教育培训课程体系，帮助教师掌握数智技术的理论、知识和技能。 　　培养教师对技术应用的“实施力”。师范院校要培养教师将主干学科知识与跨学科知识传授给学生以及善于创新应用数智技术的能力。 　　提升教师的技术风险“防范力”。未来教师是培育新型人才的一线育人主体，教师自身对技术伦理的认识掌控水平，将直接影响新生代“数字原住民”的技术观。师范院校要注重对教师开展信息伦理安全教育，使其成为具备良好数智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未来之师。 　　推动数智实践，探索教师教育实训新样态 　　师范院校应将教师教育工作深深植根于数智化的基建环境与实践场景中，培养既能熟练掌握智能技术，又能够运用人工智能，为未知而教、为未来助学的新型教师，以及新时代教育教学变革的创新者。 　　加强对教师教学方法的指导。师范院校应鼓励教师基于场景，推动数智技术和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有效模式和实践策略，在实践中提升他们的智能教育教学胜任力。 　　加强数智化教学创新的实践研究。师范院校应鼓励教师基于新技术和新资源，开展教育教学创新探索，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帮助他们发现并解决教学新问题。 　　加强测评与数字画像。师范院校应通过多来源、多粒度、多模态数据，准确分析与挖掘教师的过程性、个体性、群体性特征与需求，为教师持续学习与专业成长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促进教师提升教学能力。 　　优化数智机制，激发教师教育新活力 　　师范院校应健全适配机制，以数智技术赋能教师培养。一是应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等新型数字基建，大力推进教师教育体系、制度、方法转型的工作机制，切实提升教师教育数字化的智治水平，实现教师培育的提质增优。二是建设校内外多方协同育人机制，与政府部门、基础教育学校、科技企业等深度合作，一体化培养教师的数智化胜任力。三是建立数智驱动的教师教育质量监测机制，通过数字证据、智能评价等手段，推动教师教育情境性调适、过程性反馈、持续性反思和增值性评价，克服单一的“优绩主义”价值观，让教师回归育人本位。 　　未来已来，为教育强国建设培育未来之师，师范院校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近年来，华南师范大学积极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进教育强国背景下的“新师范”建设，系统培育既懂教育教学规律又精通数智技术的复合创新型教师。 　　在人才培养方面，率先开设了服务师范生的“教育人工智能”微专业；在资源服务方面，开设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国家一流课程，建设了开放前沿的优质教育资源；在素养提升方面，牵头成立了教育部“教师智能教育素养研究”虚拟教研室，并建设了乡村智能教育基地，搭建了发展共同体，辐射师范生、名师名班主任和乡村教师。在实践创新方面，研发了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智能实训系统、教师课堂教学能力AI测诊系统，提供了贯穿职前职后的一体化智能服务，并入选教育部第二批“人工智能+高等教育”典型应用场景案例。这些举措为教师教育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培育更多适应数字转型、智能升级的未来之师。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为广东省社科规划2024年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项研究基地重点委托课题“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GD24SXZWT02-08］的研究成果） 《中国教育报》2024年12月09日 第05版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存量改革开始取代过去的增量改革，并从以规模扩张和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结构的内涵式发展。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构建优质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作为集“刚性”制度保障和“柔性”价值约束于一体的质量保障手段，是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改进和提升的生命土壤，更是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2021年1月，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首次将“质量文化”列为审核指标，高等教育质量文化逐步成为指导高校进行质量建设的重要依据。当前，进一步推动优质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形成，可以从以下四条路径着手。 　　由“管理过度”回归“育人本位” 　　当前，一些高校为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并激励师生员工，引入了基于结果导向的评价制度。该制度在以效率、竞争、绩效为核心的价值导向指引下，通过刚性的制度手段对师生的行为施加约束。尽管这种基于结果的评价制度有利于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率，但实践领域用升学、论文、“帽子”、分数等客观数据来衡量教育价值的方式使得教育教学实践过于偏重指标本身，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这些指标实现过程中的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结果，阻碍了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 　　高校办学要树立“育人至上”的教育观，坚持把立德树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积极摆脱“短视化”思维，关注人的个性、创造性、积极正确的价值观和综合素质，为人的长远发展和持续性发展做好准备。还要树立“以爱育人”的人才培养观和教育教学管理观，在刚性制度保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柔性化的人文关怀，关注师生的生活需要、个性需求和心理健康，带着感情、温度和诚意耐心回应师生的急难愁盼，为师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积极的文化氛围。 　　从“外源后发”转向“内生主动” 　　当前，部分高校推动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通常是由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带动和催生的。这种“外源”驱动下的“被动发展”所产生的后果是，少数高校缺乏质量发展的主体意识，而主动发展的内生动力才是高等教育质量长远进步最基础、深沉和持久的动力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聚焦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阶段。全面激发和释放高校办学活力与内生动力，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高校要进一步明确自身在质量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树立“我要发展”的质量自觉意识，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质量动机需求从“外源后发”向“内生主动”转变。高校内部也要以信任为基础开展质量合作，通过平等的沟通对话不断强化师生员工的质量共同体意识，让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质量责任，最大限度地提升质量自觉和参与质量文化建设。 　　用“中国特色”超越“西方至上” 　　高等教育发展的初期阶段，模仿、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就如同在质量保障初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概念、理论、模式、方法和技术与国际潮流接轨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西方的质量标准和要求奉为圭臬。一方面，西方的质量评价标准与我国的国情并非完全适配，无法体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特色。另一方面，西方的质量标准和要求隐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诉求。因此，不能为了“与国际接轨”而刻意用“西方眼光”来考量我们自身的发展道路和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正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体系是建成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保障。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我国高等教育的任务使命，紧密对接社会需求、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探索构建富有时代特征、体现世界水平、彰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同时，还要培养各教育主体对我国高等教育百年本土实践的文化自觉、自信和认同，深入挖掘其中的积极内涵和价值，加快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传播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向世界展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的良好风貌，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建设提供中国经验，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由“高度同质”走向“个性多样” 　　个性化、多样化是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高等教育质量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然而当前，因办学定位不清晰，加之受到单一教育评价导向和“层级观念”的影响，少数不同层次、科类性质、人才培养模式的高校，在办学目标、办学理念、组织结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等方面出现了趋同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特色质量文化建设。 　　高校要把准自身办学定位和发展方向，紧密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发展历史和实际，通过差异化发展，确立自己的特色和比较优势。有关部门则要不断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改革，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高校分类标准，构建多样化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引导高校科学定位、错位竞争、特色办学和多样化发展。 　　（作者任胜洪系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贵州省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贵州省特色教育强省战略研究团队负责人，张兆惠系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教育报》2024年12月09日 第05版 　　“2024年，我校录取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已达57%，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达到31%，同比增长9%。2025年的研究生招生计划中，专业学位的占比还将继续提高。”近日，各大高校2025年研究生招生计划陆续公布，华东理工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杜文莉在谈及提高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时说。 　　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是当前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以卓越工程师培养为牵引则是华东理工大学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 　　“当前，学校正围绕新能源新材料、大健康大安全‘两新两大’战略，构建并实施项目制牵引、多学科融合、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中外融合的‘一牵引四融合’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不断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该校副校长王慧锋介绍。 　　该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以往相比有哪些新突破？在和企业深度融合上又做出了怎样的新探索？日前，记者走进该校及相关企业一探究竟。 　　流程再造—— 　　探索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新范式 　　王裕祥是该校与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培养的首批工程硕博士专项研究生之一。研二时，他选择了与专业结合最紧密的“风电叶片故障声学预警技术研究及示范应用”项目，作为进入企业实践的第一个课题。 　　“实践中，我不仅熟悉了项目的前期调研启动、立项评审、规划行动项，还经历了执行、实施跟踪、结题验收等整个流程。”王裕祥介绍，实践中，校内导师主要帮助他在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中找到平衡点，企业导师则教会他如何从全局看待工程项目。 　　后来，据专家团队鉴定，他参与研发的该项技术，在应用中不仅大大提高了风电设备的运行安全性，降低了维护成本，还为我国风电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至今，他已深度参与企业的4项重点项目。针对风电机组变桨轴承故障等实际难题，他还成功申请了5项发明专利以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 　　王裕祥的成长过程，是近年来该校携手企业大力推进卓越工程人才“订单式、驻企式”培养创新探索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学校主要通过‘五个一’行动，对校企协同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全过程进行了流程再造。”杜文莉解释，“五个一”指的是以“一专多能”卓越工程人才培养为目标、“一流学科”交叉创新平台为依托、“一号课题”校企合作项目为牵引、“一企一策”专业培养方案为核心、“一线实践”工学交替培养为模式。 　　王慧锋介绍，基于20多年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经验，该校先后入选首批工程硕博士专项、首批先进技术联合培养专项、首批地方高等研究院校企联合科研与人才培养专项等试点单位，与龙头企业开展工程硕博士联合培养。 　　“当前，以面向国家战略、企业发展急需的工程项目为牵引，充分发挥化学、化工、材料等一流学科集群优势和工程特色，着力培养‘高精尖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紧缺人才，已成为学校的重要办学特色。”王慧锋说。 　　多学科融合—— 　　提升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 　　作为该校与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博士，信息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张于波的课题“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建模及网络故障容错方法研究”涉及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控制理论、网络通信、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知识。 　　以往，不同学科的教师隶属于不同学院，要调动起来简直“难上难”。不过，张于波一点儿也不担心。因为早在校内培养阶段，学校就以一流跨学科师资为保障，组建了来自化学、化工、材料、生物工程、机械、控制、计算机、数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师资队伍，构建了“跨学科招生—跨专业选课—跨领域创新”的三步推进式培养机制，形成了跨学科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 　　为了更高效地完成学科背景转换，研一选课时，张于波就结合课题需求与校内导师进行了沟通，并根据企业导师建议进行了相关文献资料的学习。入企实习后，企业导师负责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校内导师则为他不断提供大类方法上的指导。 　　“在企业这一年，我除了在理论样机上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测试验证，还参与了公司院士团队开展的多学科多目标形状拓扑设计优化平台‘智周’软件的搭建工作。”张于波说。 　　“工程硕博士培养，就是要打破传统研究生单一学科的培养模式，根据企业需求培养人才，让学生可以按照课题要求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创新，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工程实践能力。”该校研究生院副院长郁惠蕾说。 　　不仅如此，学校还打破学科壁垒，持续优化学科专业调整：开设MBA生物医药专项班，增加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和智能制造、新能源等急需紧缺领域的研究生招生计划，设置新兴与交叉学科联合培养专项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等。 　　校企协同—— 　　打通产教融合“最后一公里” 　　11月6日，该校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化学”）签订了新一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科研项目、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与交流、平台共建和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正是双方携手推动的重点之一。 　　据王慧锋介绍，从2022年至今，该校已与中国化学及其下属企业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41名，中国化学的19名技术专家受聘担任企业导师。 　　“为保障工程硕博士联合培养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不仅成立了项目工作专班，开展企业导师培训，发布系列管理制度，定期开展课题研究汇报会等，还邀请公司和部门领导定期与学生座谈交流，组织开展系列团建活动，以便学生更好地融入企业。”中国化学成员单位——中化学装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彤说。 　　人才培养并非企业的核心业务。肯花功夫与高校持续合作，必然是企业敏锐地洞察到联合培养带来的长远优势和战略价值。 　　“工程硕博士为公司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创新活力！”张彤兴奋地表示，首批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博士入企一年后，就参与解决了公司一些重要技术难题，助力了研发进展。 　　与中国化学携手，是该校深化校企融合，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转移为一体的产教融合典型案例。 　　2023年6月，该校成立卓越工程师学院，携手国内29家理事单位联合开展工程硕博士培养，每年招生培养约200人。截至目前，该校已与中国石化上海工程公司等单位共建400多家工程硕博士实践基地，形成了由全国示范基地、上海市示范基地、校级重点基地、院级重点基地组成的四级基地体系。同时，该校还牵头组建了全国现代煤化工、全国生物技术行业两个产教融合共同体，深度参与宁夏高等研究院、安徽高等研究院建设，每年联合招生培养约60名工程硕博士。 　　杜文莉介绍，该校正在探索研究生招生指标国家战略牵引的支持机制和改革模式，依托学院、校企联合建设配套的工程师技术中心，完善校企导师选聘、考核和激励机制，强化突出实践能力培养的核心课程建设，推进工学交替培养机制。 　　“我们希望培养一大批掌握流程工业科技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全球战略视野和突出的工程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与‘卡脖子’问题的高素质、高层次、交叉复合的创新型卓越工程师。”杜文莉说。 《中国教育报》2024年12月09日 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