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广播体操可以给身体带来的十大好处

1951年11月24日，第一套广播体操公布。同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等9个单位发出"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联合通知"。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联合决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广播体操节目，领导全国人民做作操。1951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广播体操研究小组的文章《大家都来做广播体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体操节目从1951年12月1日开始播放，各地人民广播电台陆续开始播放。每天喇叭一响，千百万人随着广播乐曲做操，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新鲜事。

从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颁布开始，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先后颁布了九套成人广播体操。广播体操的历史是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更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回首广播体操60多年来走过的足迹，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体育的根本宗旨：让更多的人在运动中强健身体。

创编全民健身操的建议，与发展群众体育运动的思路不谋而合。

1950年年底，一份手写的报告递交到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内容是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打报告的人叫杨烈，当时是体总筹委会的秘书。第八套广播体操

建国之初，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刚刚起步。全国体育总会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有一个筹委会在代行职责，由团中央直接管理。筹委会就在王府井南口的一栋小楼里办公，和全国青联在一起，工作人员也只有几名。当时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也没有任何基础可言，一无场地，二无器械，全北京只有一座正规的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还是1937年修建的。除此之外，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都没有。

1950年8月，体总筹委会向前苏联派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出国访问的体育代表团，希望学习并效仿当时苏联的体育制度。杨烈是12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

杨烈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侨商家庭，青年时代就东渡日本学习体操和体育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中断学业，辗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延安，杨烈充分发挥了自己体育方面的特长，组织了大型团体操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当时负责体育工作的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主席廖承志亲自把杨烈接到北京，请她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出谋划策。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代表团考察了前苏联的体育发展状况。当时，前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发展得很全面。他们的体操分成三类，一类是卫生操，一类是辅助性体操，一类是器械体操。卫生操是在早上根据广播或独自进行的一种体操，一般称为“早操”，由8节到12节组成，时间约10分钟到15分钟，分为妇女体操和老年体操两种。这种独特而且便于大范围推广的运动形式让杨烈深受启发。

从苏联回国后，体总筹委会确定了学习前苏联经验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并且明确规定，在恢复经济时期，不搞大型运动会，着重抓普及。体育工作要由学校到工厂，由军队到地方，由城市到农村，把重点放在学校、工厂和部队。

此时，杨烈的报告提交到体总筹委会，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以此动员人们参加体育锻炼，以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她的这个建议，恰好与新中国成立之初，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很快便得到了批准。

参照日本的 “辣椒操”，创编中国的广播体操。

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到哪里去找专业的体操人才呢？杨烈想起了同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同事刘以珍。刘以珍是北师大体育系科班出身，曾学过日本的体操，何不让她帮忙？

刘以珍欣然应允。“我也是体总筹委会的委员，能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做点儿事，这有什么好犹豫的。”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刘以珍老人回忆说，“要说起我做体操的历史，可有些年头了。”

早在上大学期间，刘以珍就开始做一种“辣椒操”，还曾在全校做过推广。“体育系有一台录音机，还有‘辣椒操’的唱片，每天早上起来，我把录音机拿到操场上做‘辣椒操’，就有同学跟着我做，慢慢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

广播体操刘以珍所说的“辣椒操”，是一种从日本引进的，有音乐伴奏的徒手操。

1928年，日本颁布了第一套全民健身操，这套操是通过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指挥大家一起做。因为广播电台覆盖面非常大，所以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收听广播音乐做体操。日本人因此亲切地把这种体操叫做“广播体操”。

随着来华日本人的增多，“广播体操”被带到了中国。日语“广播”的发音，非常类似汉语的“辣椒”，因此中国人就把这种体操称作“辣椒操”。

“我在师大念书时，教我们体操的都是日本老师。”刘以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她的体操老师叫石津诚。“日本的广播体操有5套，厚生操，女子青年广播体操和男子青年广播体操各两套，这些资料我都有。”正是因为成竹在胸，所以创编全民健身操这项任务并没有难住刘以珍。

“全民健身操运动的目的，是让人们在清晨起床之后，简单地活动一下身体，好神清气爽地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当中去。对学生来说呢，上午上了两节课，中间需要休息一下。”本着这个宗旨，全民健身操的时间不能太长，动作不能太难，还得全身都活动到。

日本的广播体操动作，不外乎就是四肢、胸背、腰腹部的锻炼。徒手体操的基本动作很多，只要组合起来，能把这些部位都锻炼到，也就算达到了目的。刘以珍根据日本的广播体操，很快确定下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基本框架：一共10个小节，总长5分钟左右。

头一节是“下肢运动”，内容其实就是先踏踏步；紧接着第二节叫“四肢运动”，其实就是弯弯腿、伸伸胳膊。这两节算是前奏，主要目的是把身体活动开。从第三小节开始，运动的强度便逐渐加大。第三节“胸部运动”，要求弓步扩胸，继续对四肢进行锻炼。接下来的三节“体侧运动”、“转体运动”、“腹背运动”把锻炼的重点部位转移到腰腹部，其中的“腹背运动”难度最大，动作要求身体前屈，膝关节伸直，双手指尖触及地面。体育出身的刘以珍大概没想到，这个动作对普通人而言还是有相当难度的。第八节“跳跃运动”过后，就是“整理运动”，让人体从剧烈的运动状态逐渐平静下来。因为日本的“辣椒操”是以呼吸运动作为结束的，所以刘以珍也在“整理运动”之后，加了一节“呼吸运动”，整套操就结束了。

刘以珍创编这套广播体操动作顺序的思路，成了以后编操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先由离心脏较远、负荷量较小的上肢或下肢运动开始；中间由胸部、体侧、体转和腹背运动组成，逐步加大动作的幅度和负荷量；然后转入较剧烈的、负荷量最大的全身运动和跳跃运动；最后以整理运动或放松运动结束。

“下肢运动”的文字说明看着非常专业，其实就是原地踏步走而已。

正当刘以珍为编完动作而欣喜的时候，她忽然意识到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

编广播体操不是上体育课，做做示范，口头讲解一下就行了，这是要通过出版发行以文字和挂图的形式与全国人民见面的，所以必须有配套的文字说明。

这件事若放在今天，会容易很多。但在当时，广大人民的体育素养很低，对于体育名词更是毫无概念，体育专业发展水平也很低。如何把这10节动作以文字的形式，科学地表述出来呢？

“当时我掌握的体操术语太少了，很多动作说明不知道该怎么说。身体部位的名称、动作的方向，都讲不清楚。”刘以珍说。是叫脖子还是叫颈部？叫肚子还是腹部？叫脚后跟还是踵？是斜着伸直了还是侧上举？是弯胳膊还是屈臂？……当时很混乱。向全国发行，如果不能使用科学统一的说明的话，将来做起操来，一定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动作都出来了。

刘以珍只好搬来了日本体操术语词典，做起翻译来。

“比如‘振’和‘举’就是不一样的。‘举’是一个很硬的动作，而‘振’呢，是一个摆动的过程，依次经过身体的不同部位。这在编操前我都不是很清楚。”在日本体操术语词典的帮助下，刘以珍总算为第一套广播体操配上了文字说明。于是，我们在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图解上就看到了这样的解释：左腿举股屈膝，还原；同时右臂向前、左臂向后自然摆动；而后右腿举股屈膝，还原；同时左臂向前、右臂向后自然摆动。这就是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第一节动作“下肢运动”的文字说明，看着挺热闹，似乎非常专业，其实就是原地踏步走而已。

给广播体操配乐的时候，作曲家们经常发出抗议。

动作和文字说明完成之后，还要为这套体操动作配上音乐。有人向刘以珍推荐了著名作曲家何士德，何士德曾经谱写过雄壮的《新四军军歌》，请他来谱曲自然合适不过。

但是，让音乐和体操动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体操专家陆奂奂老人这样解释：一首好的音乐作品有自己的节奏，而且要非常连贯，但是广播体操动作是分节的，一节和一节之间要有停顿，从配乐的角度讲必须有区别，做操的人才能听得明白。给广播体操配乐的时候，编操的人要求动作做到几分几秒完成，音乐到了几分几秒也必须有一个停顿。

“我们音乐要表达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不能让我们硬停啊！”作曲家们经常发出这样的抗议，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迁就动作。所以，让体操动作和音乐完全合拍，始终是录制工作中最大的难题。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在给第五套广播体操录音时，愣是录了三四个通宵才完成。而第五套广播体操问世已经是上世纪70年代，时间倒回到50年代，技术设备条件更差，录音难度当然也更大。可惜，第一套广播体操的音乐今天已经难觅踪影。

第一套广播体操挂图上的模特，来头也不小。据刘以珍回忆，她本来想自己做挂图模特，但又转念一想，还是应该找一位男模特，健壮的块头会显得更好看。于是她找到了当时清华大学的老师马约翰。马约翰是中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他有个儿子叫马启伟，小伙子从小就喜欢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发育得很好，身材健美，做广播体操图解上的模特正合适。

广播体操

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了。此时距离杨烈第一次提出创编全民健身操的建议正好一年。

这一天，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9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

广播体操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与当时的迫切需要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寿命低到令人咋舌的35岁，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个简单的入伍体检就把很多热血青年挡在了大门外。

现在有了一套可以强身健体、又新鲜有趣的广播体操，从上到下都很乐于推行。由于广播体操在当时必须借助广播的形式，所以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就成了推行的“旗手”。他们纷纷邀请当地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共同商讨，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一大批“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广播体操推行小组”一下子从各地冒了出来。

1952年6月20日，全国体育总会正式宣布成立。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广播体操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的文章，详细总结了广播体操推广半年以来的丰硕成果。

当时，全国各地已经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天津、上海等40座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广播体操节目。这些节目每天占用52个波长，总计1205分钟。同时，人民广播器材厂也加班加点，为满足收听不便或收听设备不够完善的地区的需要，先后供应了3800张“广播体操”唱片。

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各学校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

20世纪50年代来访的前苏联诗人吉洪诺夫在一首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广播体操1952年9月，7岁的谢东在重庆的一家兵工厂子弟小学上学了，第一堂体育课就是学习第一套广播体操。当时学校的操场建在起伏的丘陵上，分三大块。高小（5、6年级）的学生在一块操场上做童子操，中小（3、4年级）的学生在“打莲枪”，而他们这些初小的学生，则在学习新颁布的广播体操。

“童子操硬邦邦的，做起来很威武，动作也比较难；打莲枪就是把竹竿掏空了，里面放上铜钱，有一米多长，然后耍来耍去。”比谢东大四岁的哥哥上五年级，每天穿着学校统一配给的豆沙色军装做童子操。可到了第二年，童子操和打莲枪都不见了，因为广播体操新鲜有趣，动作也很帅气，那些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开始跟着他们这些小不点学起了广播体操。

上世纪70年代，广播体操一统天下。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这个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口号蕴涵着一个民族的强烈愿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锻炼身体就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祖国！

改革开放前，一些地方虽然有了基本的体育设施，但是很少很简陋，甚至根本没有大型的体育场馆。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学，只要一吹风，漫天的灰尘，吹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不小心摔倒在球场上，煤炭渣把人扎得血糊糊的。下雨天在泥地球场踢球，深一脚浅一脚，天晴后泥巴干了，满球场的泥巴脚印。那个年代拥有完善的球场和绿绿的草坪在那个年代是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广播体操，几乎每个人在学生时代都是在它陪伴下度过的。在那个时代，甚至更早时候，随着广播体操音乐的响起，“众人齐做操”的场面蔚为壮观，这种场面，已经深深埋入人们絮絮叨叨的怀念里。广播体操是一种现代身体文化和现代公民政治的一个雏形。在火热的建设年代政府倡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锻炼身体是手段，目标是更好的投入工作。你加不加入群众性的健身运动不是由你个人所选择的，这是革命的需要。对于许多人来说，广播体操更多是一种标志，它提醒着工作，学习时间的开始，提醒人们把自己的身体激活。

2005年3月，引入了游泳、武术、保龄球、射箭、踢毽、健美操等现代体育运动基本动作的《大众广播体操》又一次刷新广播体操的历史。被赋予了鲜明时代色彩的这套操，不知道能不能再次激起人们曾有的全民做广播操的热情。

2010年8月9日起，每天上午10时和下午3时，北京体育广播将会每天播出广播体操的音乐。曾经做广播体操在中国的百姓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健身方式，百万人同做广播体操的景象令一代又一代人难忘。

2013年7月16日，一段广播体操视频走红微博^[1]，主体是一群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白金汉宫前的广场上，做起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广播体操。留学生们和着口号开始“伸展运动”，做起了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