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小器”相对的是“大器”，孔子用“大器”比喻能行大学之道的人。“大器”指能够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这是孔子“器”论德性意涵的第二层含义。在《论语》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大器”，但与之相对应的是“瑚琏”这样的国之重器。“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据《礼记》记载，“瑚琏”是祭祀用的礼器，非常贵重且华美。这里孔子用九鼎“瑚琏”形容子贡，说明其认为子贡是治国安邦之才，是国之“大器”。据考证，子贡确实才能超群，擅长辞令、理财经商和外交。最难能可贵的是，子贡不仅才能卓越，还有仁德，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之人。
然而，孔子只评价子贡为“大器”，未至于“不器”，原因是子贡在仁德上未至于完备。《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多次批评子贡仁德不足的例子。首先，子贡喜欢议论他人长短是非，故孔子委婉地批评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其次，孔子批评子贡不知礼、不重礼。子贡认为告朔之礼已废，用于祭祀的羊有些浪费，建议取消“羊祭”环节。孔子认为子贡不爱惜礼，“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再者，孔子认为子贡不能实行忠恕之道。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最后，孔子评论子贡精神境界不够高尚。“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子贡认为做到无谄无骄即可，但在孔子看来，无谄无骄仍在自守之中，还没有超脱贫富的限制。
总得来说，孔子既看到子贡有德有才的一面，又看到子贡仁德不足的一面，所以称他为瑚琏之器即“大器”，但还未至于“不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