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东西：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过渡阶段 ｜ 栾丰实 王芬

摘 要中国考古学的初期，依据当时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学术观点，与傅斯年先生根据古史传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相呼应。此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仰韶较早、龙山较晚，两者在中原地区具有内在的传承关系，流行20余年的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主流观点退出了历史舞台。经过数十年的发掘和研究，中国考古学逐渐建立起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的时空框架，总结出以中原、海岱、江汉、环太湖和燕辽等五大文化区系为主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这一长时段的文化演进过程，自早至晚可以分为若干个历史发展阶段，如多元文化的起源和相互影响、多元演进和一体化进程、夷夏东西、中原中心的确立等，最终汇集和形成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高度统一的秦汉帝国。 作 者 | 栾丰实，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王芬，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4年第5期，第28-43页 一、“夷夏东西说”的提出 1931年春，傅斯年先生完成了其名作——《夷夏东西说》。他依据古史传说的有关记载，认为夏之区域，尽管西界和南界尚不完全清楚，但最重要的区域包括了山西南部的汾河流域、河南中西部和渭河下游的晋豫陕交界地区。而在商周之前（他认为也可以包括殷商西周），山东全省、河南东部、江苏北部和安徽东北角，甚至包括河北东邻渤海的位置以及辽东半岛的广大地区，全部居民都被称为“夷”，即所谓“九夷”。有夏一代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即夷夏关系，就是一部夷夏交争和夷夏交胜的历史。大规模的夷夏交争事件发生过三次，即夏初的益与启之争、夏前期的羿与少康之争，以及最后的汤与桀之争。 中国夏商周三代及以前的历史时期，政治演进的总趋势是由部落发展到帝国，而发生这一政治演进过程的空间，在以河、济、淮为主要地盘的区域之间。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之中，东西方政治势力和文化的对峙与竞争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傅斯年先生遂提出“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就是著名的“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先生进一步认为，东西两系经略的区域，在地貌特征上明显可以区分为东西两大区域，即西高地系和东平原区。西高地系包括三个核心区，即渭水区、汾水区和伊洛区。这一区域的地理位置接近西方，如果有西方东来的文化则首先到达这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一区域发现有较多从西方传播过来的重要文化因素，如小麦和大麦、黄牛、山羊和绵羊、马和马车、青铜冶铸等，显示出傅斯年先生在近百年前中国考古学尚在草创期之际这一论断的先见之明。东平原区具有大块的平地，有利于农业发展而缺少险要形胜，便于向外扩张，而不利于防守。 地貌和环境的差别造成东西方不同的经济生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同的政治组织，使中国早期历史产生了东西二元对立的局面，他甚至认为这种政治格局一直持续到历史时期南北对峙局面的出现。 二、“仰韶、龙山”东西二元对立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并据此确立了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具有大量的红陶和彩陶，不见金属器具，所以也曾一度被称为“彩陶文化”。此后，在黄河中上游的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区，发现了许多具有上述基本特征的仰韶文化遗址。 1930年，中研院史语所与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当年及翌年组织了山东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一种与仰韶文化完全不同的新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文化出土的陶器以黑陶和灰陶为主，没有彩陶，器物表面流行素面和磨光，发掘之后很快被命名为龙山文化。随后几年，在黄河下游为主的中国东部地区，如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及东部沿海和豫东、皖北甚至东南的浙江杭州湾等地区，陆续发现一些以黑陶和灰陶为主要特征的遗存，均被归入龙山文化之内。 从宏观的空间分布上说，新发现的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地区，而此前发现的仰韶文化则多见于龙山文化分布区以西的黄河中上游地区。1931年，在安阳西北郊的后冈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堆积在下、龙山文化堆积在上的明确层位关系，即在后冈遗址龙山文化的年代要晚于仰韶文化。关于仰韶与龙山的关系，主持后冈遗址发掘的梁思永先生的解释是：“彩陶文化在黄河流域分布的中心偏西，伸展的方向由西而东……它的势力先达仰韶村然后到后冈”，“龙山文化在黄河流域的分布的中心偏东，伸展的方向由东而西”。“仰韶彩陶文化自黄河上游向下游发展达到河南北部的安阳县高楼庄后冈和渑池县仰韶村之后，自黄河下游向上游发展的龙山文化才侵入河南北部。它先到后冈占领了彩陶文化早期就废弃的遗址，后到仰韶村遇着发达已过了最高点的彩陶文化”。据此，他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均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两大群体在宏观上则是同时的，从而在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上形成一个“仰韶、龙山”东西二元对立格局的学术观点。 这一时期发现的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学术界的共识是认为他们的分布区域一东一西，年代都早于商晚期的殷墟小屯文化。故有学者提出仰韶文化就是夏部族遗留下来的遗存。有的学者则认为，安阳后冈的龙山文化是豫北小屯殷文化的直接前驱，相互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证明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文化联系。 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之下，把仰韶、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的格局与大体同时在古史研究中提出的“夷夏东西”观点相对照，似乎可以从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两个方面证明黄河流域东西部地区同时存在着相互之间有较大差异的文化。此后，仰韶、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的观点，作为中国史前文化基本的认识模式在考古学界被固定下来，前后延续了20多年的时间。这期间新发现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果出土遗物以黑陶和灰黑陶为主，便会被冠之龙山文化的名称，而出土红陶和彩陶的遗址，就很自然地被归入仰韶文化之中。 上述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田野考古规模的扩大和新发现的遗址成倍增多，黄河和长江中游等偏西部地区不断地发现以黑陶和灰陶为主的遗存，而东部地区也发现有以红陶为主并出土彩陶的遗址。开始时，人们仍然秉持着仰韶、龙山东西二元格局的认识思路，按照过去传统的命名方式加以处理，甚至出现给考古学文化加前后缀，即前面加省名或在遗址后面加期别的命名方法。前者如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西龙山文化等，后者如后冈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等。1956年和1957年，配合三门峡水库的修建而开展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发现了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发展过渡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从而在黄河中游地区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即“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进而厘清了仰韶文化与当地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解决了仰韶文化的发展去向问题。 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的发掘，确立了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大汶口文化，随后通过西夏侯遗址的发掘在东方地区解决了龙山文化的来源问题。至此，仰韶和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的格局才被彻底打破，主导中国史前考古20多年的认识模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以年代学为中心的建构考古学文化时空格局和文化发展谱系的新阶段。 三、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区系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全国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进展缓慢。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考古学进入建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和文化发展谱系的快车道。1981年，苏秉琦先生总结当时已有的考古发现，提出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主要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个大区，每个地区内部的文化都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其划定的六个地区分别是： 陕豫晋邻境地区； 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 湖北和邻近地区； 长江下游地区；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 每个地区之内，纵向由多支考古学文化构成，称之为“系”，而不同区系中的考古学文化内部，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地方类型。这种由宏观到微观的横向和纵向的分解和综合，就是“条块说”的“区”“系”“类型”。如果做进一步的概括，还可以归并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部分，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土彩陶和细石器，而面向海洋的部分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和有段石器、有肩石器的分布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 稍后，严文明先生在把中国史前文化划分为北、中、南三个经济文化区和早期、晚期和铜石并用时期三大期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特征，认为存在许多较小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区，并常常可以与古史传说中各部落集团的活动区相联系。这样的民族文化区有六个，即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长江中游区、江浙文化区、燕辽文化区和甘青文化区。周边的五个文化区像花瓣一样围绕着中原文化区这个花心，而五个文化区的外围还存在着若干个不同规模的文化区，或称为第三层花瓣，这些文化区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和联系。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这一分布模式被称为“重瓣花朵”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张光直先生则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他把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即公元前7000前6000年、公元前5000年和公元前4000前3000/2000年。第一个阶段，不同地区之间各自存在着互相分立的考古学文化，因为相互之间没有多少实际性的文化联系，所以他认为“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把这几处文化放在一起来讨论”。到后两个阶段，随着区域文化的发展，各地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最后一个阶段，即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开始，一个“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从而使各个地区的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密切地联系起来，表现在考古学上的共同文化因素把它们带进一个更大的文化交流网之中，形成一个新石器文化相互作用圈。这就是“相互作用圈理论”。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提出，使各个地区建立以年代学为中心的时空格局和文化发展谱系的研究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前追后连，填空补缺，将各个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于是，全国考古工作者在以往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只用了短短一二十年时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初步建立起中国主要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架构和文化发展谱系，为考古学研究的重心向古代社会研究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中国新石器文化相互作用圈的提出，为透过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表象，探寻各区域文化呈现加速发展的动因和机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支持。 总结和概括中国百年来的考古学实践和研究成果，并考虑到各文化区内部考古学文化的不平衡性，即区域文化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田野考古工作开展的不平衡性，可以将中国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归纳和总结为三个不同的层级，可以用“5＋3＋N”的模式来表示。即距今万年以来考古学文化时空架构和发展序列较为完整的区系有五个地区，是为第一层级；距今五六千年以来考古学文化序列较为完整的区系有三个，是为第二层级；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尚未建立起来，只有不成系列的考古发现，这样的区域有许多，目前所知至少在10个以上，是为第三层级。 第一个层级主要有中原地区、海岱地区、江汉地区、环太湖地区和燕辽地区等五个大的文化区。这五个地区的基本特点是，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谱系、文化序列比较完整和清楚，均从距今8000-9000年前后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大体上呈现出连续和断裂交替的发展态势延续下来，最终与各区域的历史时期文化在年代上相连接。如中原地区与三晋，海岱地区与齐鲁，江汉地区与楚，环太湖地区与吴越，燕辽地区与燕，等等。新石器时代以来各大文化区系对历史时期文化的拖后影响清晰可见。现将上述五大区系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和延续过程整理如下（参见表1）： 中原地区：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期早商文化→殷墟期晚商文化→周文化和三晋文化； 海岱地区：扁扁洞类型→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中晚期·珍珠门文化→齐鲁文化； 江汉地区：玉蟾岩遗存→彭头山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盘龙城商代中晚期→楚文化； 环太湖地区：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马家浜·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吴越文化； 燕辽地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燕文化。 第二个层级主要有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长江上游的川渝地区和陕晋蒙交界地区等三个亚文化区。这三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中，新石器文化目前只能上溯到距今5000-6000年前后，更早的情况则不甚清楚，但与后来的历史时期则大体可以衔接。如川渝地区与巴蜀，甘青地区与秦及西戎，陕晋蒙地区与北狄等。这三个地区，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分别划入长江中游的湖北及邻近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但是从这几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内涵和基本特征来看，相互之间的文化性质完全不同，应该做出修正。 第三个层级包括的区域较多，主要是以上地区的外围和更为边远的地区，目前许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和与后期文化之间的衔接尚不清楚，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工作来发现和解决。略微清楚的有福建沿海地区、台湾地区、珠三角地区、粤赣湘交界地区、广西及邻近地区、海南地区、云贵地区、东北西部、东北中部、鸭绿江下游等地区。这些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关系尚未完整建立起来，并且在时间上多不能与后来的历史时期紧密衔接。 由以上分类表述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产生和早期发展是多元的，长时期繁衍生息在东亚地区广袤的土地上。这也是中华古代文化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基础。整体来看，中华大地远古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多元演进并最终走向一统的漫长过程，前后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即： 1.分散的多元文化时期，相当于前裴李岗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9000年）。这一时期由于各地区的人口稀少和地域上的间隔，南方和北方的各个区域之间在文化上缺少联系，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展和演进的阶段。 2.相互联系的多元文化时期，即裴李岗时代和仰韶时代早期（或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前段，距今9000-6000年前后）。这一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各主要地区开始出现初具规模的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区之间在分布上已经相互连接，各大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增多，相互之间的文化联系逐渐加强，在宏观上属于多元演进的阶段。 3.多元演进和一体化进程时期，即仰韶时代中晚期和龙山时代早期（或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和新石器时代末期前段，距今6000-4500年之间）。这一阶段的五大区系，中原、燕辽、环太湖、海岱和江汉文化区，各自先后实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各领风骚数百年，在不同的领域和方面引领着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快速发展和走向繁荣。后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高潮和低潮之后，由共同繁荣的多元演进逐渐向夷夏东西的二元格局发展和演变。 表1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周代五大文化区系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年代总表 说明：近些年来，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对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测年结果，较之以往的认识有所推迟。由于完整的史前文化编年尚未公布，故这里对新石器时代和二里头文化仍然采用以往通行的绝对年代数据，商周两代则采用了断代工程公布的年代。 4.夷夏东西二元格局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即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冈下层时期（或新石器时代末期后段至青铜时代早期，距今4500-3500年之间）。随着部分区域文化发展达到高峰之后的衰落和消退，凸现了西部中原龙山文化和东方海岱龙山文化的存在价值。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早期历史舞台上对峙和交融长达近千年之久，形成所谓“夷夏东西”的二元格局，最终走向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时期。 5.以商周王国所在的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文化时期，也是向大一统的秦汉帝国的过渡阶段，经历了中晚商和两周时期（距今3500-2200年之间）。 6.秦汉帝国大一统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东周列国以来长时期分裂和战争频发的历史。到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趋同，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时期。 分析以上中国早期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及其演进过程，比较重要的是相当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第二、三、四阶段。第二阶段基本确立了各大区系的空间位置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南方的稻作农业，北方的旱作农业等；第三阶段各大区系全面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华远古文化的整体实力，为进一步的发展和文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而第四阶段则把发展的核心格局由多元缩小为二元，在东西方地区文化的竞争中由中原地区胜出，并得到快速成长，传统上认识的中原文化区这一中国上古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最终形成。 四、多元演进与一体化进程时期（距今6000-4500年） 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在距今1.2万年前后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经过了长达五六千年较为缓慢的发展，特别是在距今9000年前后出现成熟的考古学文化之后，各地区迅速形成了具有鲜明自身特色的区域文化。到距今6000年前后，以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为主要分布区的五大区系新石器文化，先后进入一体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新时期。 这一阶段率先发展起来的是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其分布区域在此前半坡文化的基础上迅速向周围扩大，北到内蒙古南部的河套地区，南抵豫南鄂西北的汉江中游，西达甘青东部一带，东部可至河南省的中北部。而以彩陶为代表的庙底沟文化因素，传播和影响所及的范围则更为遥远，远远超出了上述分布区域。这是中国早期历史上不同区域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融合。在庙底沟文化向外扩散和传播为主的同时，也接受了各地同时期文化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在密切的多向文化互动过程中，有力地促进了中华大地上史前文化之间的融汇和趋同，开启了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庙底沟文化之后，中原地区进入仰韶时代晚期的西王村文化阶段，其前段仍然延续着庙底沟文化的发展态势，郑洛地区出现了以郑州西山、大河村等仰韶晚期城址和巩义双槐树遗址多重环壕等为代表的文明新气象；西北地区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和庆阳南佐等遗址，也分别发现超过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和规模宏大的前厅后堂式类似宫殿建筑。之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相对低潮或收缩式发展的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外调整和积蓄，到庙底沟二期文化之后，中原地区的实力逐渐得到恢复，重新成为早期中华历史舞台上的强势角色。 与庙底沟文化同时和略晚，位于东北南部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异军突起，出现了较快的发展。红山文化主要分布于以西辽河和大小凌河流域为主的燕山以北地区，地处东北亚与中国大陆联系的交通孔道，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全新世大暖期的有利环境和气候下，这一地区适宜于发展农耕，催生了红山文化社会走向辉煌。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下，距今5500-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创造出以辽西建平牛河梁“祭坛、神庙、积石冢”和大量精美玉器为代表的宗教型社会发展模式，标志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进入一个复杂的新时期，开创了一条新的从原始走向文明的道路，丰富了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多样性文化内涵。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高潮之后，迅即衰落，进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文化低潮，一直沉寂到距今4000年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才逐渐有所恢复。 与庙底沟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或略晚，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在数千年积淀的基础上，社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文化影响力迅速扩大，创造出以玉器为主要载体并具有自身特色的神权和王权相结合的文化，其代表为安徽含山凌家滩和江苏张家港东山村等规模宏大的聚落和高等级的社会上层贵族墓葬。凌家滩和崧泽文化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在后续的良渚文化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创造出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规划科学、布局严谨和内涵丰富的水乡城市，以及令今人叹为观止的以十数座高低两个系列水坝为基本内容的大型水利设施，规模广阔的大面积稻田和存储超过四十万斤稻谷的粮仓，等级分明、差别悬殊、分割严格的贵族和平民墓地，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功能齐全、精工细作并用来标志身份的玉礼器和成套玉装饰品，等等。这些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所代表、体现的伟大成就，展示出一个鲜活的距今五千年之前屹立在世界东方的良渚王国。 以两湖为主的长江中游地区，江河水网密布，气候温暖湿润，稻作农业发达，野生资源丰富，土肥水美，饭稻羹鱼，是世界上最早驯化和培育出栽培稻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仅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炭化稻遗存，也出土有距今近2万年的东亚地区最早的陶器。距今60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时期，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目前中国最早的环壕城址，开启了环壕聚落向城邑聚落发展演变的先河。到距今5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城址已达到20座，成群分组地分布于长江南北和汉江东西。这些城址分别代表着规模大小不等、聚落结构清晰、等级差别显著的不同聚落丛群，构成了一个个等级分明的政治实体。距今6000年前后以降，长江中游的大溪·油子岭、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文化内涵前后相继，传承发展，已然踏入中国古代文明之门。同时，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曾长时期沿着汉江及其支流向北方地区发展，首先占领鄂西北，再沿丹江进入豫南的南阳盆地，使这两个地区先后成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而其文化传播和影响的势头不减，继续向北挺进到中原地区的腹心地带，在郑洛地区甚至晋南一带都留下了屈家岭和石家河人的足迹和文化遗存。 地处东方黄河和淮河下游的海岱地区，中部为以泰沂山为中心的鲁中山地和丘陵，南、西、北和东北为低洼的冲积平原，东为大海，形成中间高四周低的特殊地理地貌。这一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开始有人居住，一直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先后有扁扁洞类型遗存、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文化的发展序列最为清楚。大体在距今58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在西部庙底沟文化和南部崧泽文化的双重文化传播和强烈刺激之下，东方文化迅速发展起来，表现为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均得到全面发展。区域聚落形态呈现出大中小三级结构，稍晚，中心聚落甚至出现城墙和环壕，墓葬反映的等级分化最为明显，墓室规模的大小、木质棺椁的有无和复杂程度、各种礼器的数量和质量，皆是规范人类行为的礼制载体和标志。到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海岱系文化开始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不仅使内部各区域文化加强了统一性，并开始大规模地向中原地区进行人口迁徙和发展。 依据古史传说的记载，中国的远古时代曾经存在着被徐旭生先生称之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的三大氏族集团。这三个区域的上古居民，也被蒙文通先生称为“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和“江汉民族”。两者虽然称谓不同，但总结和归纳的内容基本一致。按上述传说的记载，时代更早一些的三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一个“三分天下”的重要阶段。那么，这一所谓的“三分天下”的阶段或时期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又大约相当于考古学上哪一个具体的阶段和时间？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进展，我认为现在可以回答这一历史上曾经难以回答的问题了。 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早期，中国主要地区的五大区系文化，除了北方的燕辽区系衰退而沉寂下来之外，其他四大区系仍然在不分伯仲地竞相发展。如地处东南沿海的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以层级分明的区域社会、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外两重古城和贵族墓地、祭坛及规模宏大的水利设施而闻名于世。2019年，良渚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其他三大区域文化也各有自身特色。 在距今5300-4500年这一较长的时间段之内，地处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原土著仰韶文化（华夏族群）、来自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东夷族群）和来自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苗蛮族群）共同逐鹿和争夺控制权的天下大舞台。这与古史传说中所记载的三大集团和三支主要族群基本吻合。但是，与以上三大区域考古学文化并驾齐驱的良渚文化，古史传说中为什么完全没有记载呢？在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如以郑洛地区为主的豫中、豫西和中条山南北、汾河下游的晋南地区，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展现出来的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是来自东方的大汶口文化系统和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如地处中原地区偏北位置的山西临汾陶寺早期龙山时期城址之内，就发现有较多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和一定数量的石家河文化因素。而这里出现的少量良渚文化因素，可能主要是通过大汶口文化这个“二传手”的再传播才到达这一地区。由此可见，古史传说中的三大集团或三大民族的基本内容，应该是中原地区这一时期或略晚的社会上层和史官所留传下来的文字或口述记录，而他们当时可能不太了解空间距离相对较远的东南地区良渚族群的具体情况。 五、夷夏东西二元格局时期（距今4500-3500年） 纵观由考古学研究成果反映的中国早期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规律，整体趋势是由不同区系文化高潮迭起的多元演进阶段，历经较长时期的一体化发展进程，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一统局面，即中华古代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多元一体”和“多元一统”模式或理论。在从多元演进的一体化进程和中原中心的形成之间，还经历了一个“夷夏东西”的二元格局发展阶段。 （一）燕辽、环太湖和江汉三大文化区的相继衰落 如上所述，多元演进的产生和发展时期为距今9000年前后开始的裴李岗时代到距今4500年前后的龙山时代早期。进入龙山时代晚期即各地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华大地诸考古学文化区系多元并存而竞相发展的局面被打破。这一局面的消失或者衰退，主要是因为五大区系中的多数区系先后衰落，进于文化发展的低潮和沉寂时期。此后，中华文明的演进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夷夏东西”二元格局时期。 在五大区系文化之中，最先凋零的是北方的燕辽地区。如前所述，以原始宗教的发达为基本特征的红山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之后，在即将迈进或刚刚迈进文明社会门槛时突然衰落。继红山文化而起并且分布区域大体相同的小河沿文化，没有能够达到燕辽地区红山文化晚期以规模宏大的“坛、庙、冢”为标志的鼎盛时期的水平和高度，较长时期处于默默无闻的境地。到后来的夏商时期，虽然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在燕辽地区再度兴起，出现较多的石城址等，但也只是偏居东北南部一隅，没有能够成为中原地区控制权的强有力竞争者。 继北方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之后衰落的是东南部的环太湖地区和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末期，即龙山文化产生之际，由于社会内部管理机制的失调，过度开展非国计民生所必需的玉器资源的开发和生产，加上自然环境的变迁，特别是洪水的泛滥，曾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从群雄逐鹿的中华早期文明舞台上陨落。良渚文化之后，虽然这一地区仍然存在着和龙山文化风格类似的考古学文化，即广富林文化，但聚落遗址的数量大幅度减少，标志着环太湖地区龙山时期的人口数量锐减，城址废弃，玉器消失。从而使东南地区在中华大地上的影响力一落千丈，甚至在众多的古史传说记录中没有留下其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和壮丽篇章。龙山时期之后，主要是南方地区以制作和使用印纹陶为特征的族群，来到环太湖地区，和当地土著人群一起创造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马桥文化。虽然马桥文化也有所发展并取得一定成就，但与本地区良渚文化时期的辉煌相比，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据《战国策·魏一》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吴起与魏武侯所论述的上述区域，为史载的三苗部族即苗蛮集团的聚居地，应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墨子·非攻下》更详细地记载了禹征三苗的历史事件：“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经过此次战争，三苗被彻底征服。 上述历史事件反映在考古学上，应该就是距今4500年前后的石家河文化后期，随着中原文化的再度崛起和强盛，中原龙山文化（主要是王湾三期文化）不断地向南方地区拓展和推进。在不太长的时间之内，不仅收复了历史上被屈家岭文化北上所占领，并一直持续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汉江中游的鄂西北和豫西南地区，并顺着汉江河谷继续南下，进入江汉平原地区，扭转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方向，改变了大溪·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一路传承发展下来的当地文化和既定路线，促使该地区产生出一种文化内涵、特征与王湾三期文化有相似之处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即“后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这一时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阶段兴建的众多城址在短时间内废弃，聚落遗址的数量急剧减少，文化的发展处于低潮，这一状态持续了长达千年之久。对上述考古学文化更替的历史背景，有的学者认为与古史传说中“禹征三苗”的记载有关，认为“禹征三苗”之后，“三苗衰微。石家河文化被中原龙山文化替代。中国由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的‘三足鼎立’演变为夷与夏东西争雄”。 至此，曾经在中华大地上平行发展达三四千年之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五大区系新石器文化，三支文化在数百年的时间之内相继衰落。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和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先后衰落并退出了历史舞台，其所在地区，文化的发展则进入一个持续的低潮时期。只有黄河中游的中原龙山文化和黄河下游的海岱龙山文化还保持着继续发展的势头，从而形成“夷夏东西”二元对立的历史文化格局。 （二）中原和海岱两地区的持续发展 中原地区在经历了仰韶时代中期（庙底沟文化时期）的繁盛之后，社会内部分化速度加快，幅度加大。经过仰韶文化晚期的偏晚阶段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相对低潮之后，进入龙山时代晚期，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区域之内城址林立，标志着这一时期群雄并起，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快速发展，迅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王湾三期文化开始了向南部地区的扩张，不仅重新占领豫南和鄂西北地区，而且通过外力强制性地改变了江汉系文化腹心地带江汉平原的文化性质。同时，在龙山文化后期，中原龙山文化对其他地区的影响也有所扩大，如对东方的影响，在豫东地区以王油坊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中，就存在着较为浓厚的王湾三期文化的因素。更有甚者，认为其继续向东向南，对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也产生过重要影响。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原龙山文化集团的出现，其分布区域有所扩大，影响范围广泛。对于这一现象，有学者认为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史前基础。 地处东方的海岱地区，因为东侧为浩瀚的大海，故其文化上的对外传播和扩散方向主要是南方的环太湖地区、西方的中原地区和西北方向的河北中东部以及东北方向的辽东半岛地区。一般认为，东方海岱系新石器文化自距今七千年前后形成以来，社会内部的发展过程最为均衡和平稳，没有大起大落，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到文明的完整发展过程。在与中原同时期文化的关系方面，既有以文化传播和吸收为主的良性互动，也有包括移民在内的地域扩张和占领。大汶口文化中期之前，东方地区以学习和接收来自西方中原地区的文化成就为主，如属于仰韶时代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时期，以彩陶艺术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文化成果大批量东传，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东方海岱系文化的发展。距今53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开始，一直到距今42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前期，随着东方文化的快速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口数量显著增加，大汶口人开始了向西方中原地区长达千年左右的迁徙和扩张。在大汶口人西进的过程中，不仅把皖北、鲁西南和豫东这一大片本来不属于海岱系文化的分布区，变成了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类型，而且，进一步越过今天的京广铁路沿线，进入中原文化的腹心地带，影响及于豫西、晋南、陕东、豫南和鄂西北等更为遥远的地区，遗留下墓主拔牙的典型墓葬或包括玉礼器在内的典型东方器物等证据。 大汶口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前期，海岱系文化除了保持着对中原地区的扩张和压力之外，全面开启了向其他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例如： 1.东北方向。渡海到达辽东半岛南部及其沿海岛屿。一系列位于辽东半岛南部群山山脊的龙山文化积石冢群，随葬品以典型的龙山文化黑色陶器居多，进而使辽东半岛南部成为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区，甚至构成一个新的地方类型——郭家村类型。 2.西北方向。从豫北到冀中、冀东甚至更北地区，在汤阴白营、安阳后冈和大寒南冈等后冈二期文化遗址中，经常可以见到典型的龙山文化遗物，而位于冀中地区的任丘哑叭庄遗址中，海岱龙山文化的文化因素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 3.长江下游的南方。共同处于中国东部的海岱与环太湖两大文化区，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良渚文化晚期之前，基本是以南方对北方的扩张和文化传播为主，如属于大汶口文化分布区的苏北新沂花厅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来自南方良渚文化的玉器和陶器。到大汶口、龙山文化交替之际即良渚文化末期，双方交往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宁镇之间甚至更往南一些的太湖北侧地区，开始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有明确来自北方大汶口文化末期的文化因素，如刻画有图像文字的大口尊等。龙山文化早期，北方海岱系文化因素不仅占领了长江以北的江淮东部，替代了原有的良渚文化，使这一区域变为海岱系文化新的分布区，而且在沿长江一带直到上海和浙北地区，都发现海岱龙山文化因素的遗物。 由以上论述可知，到龙山文化时期，随着石家河文化的衰落和消亡，曾经占据中华历史舞台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五大区系文化，只有中部的中原与东方的海岱两大区系文化还保持着继续发展的势头。这两大区系文化，分别向各自的南北方向扩展地盘，增强实力，而东西方之间则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胶着状态，形成了“夷夏东西”二元对立的新格局。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皋陶、伯益等之间的东西方交替禅让制度，正是这一夏夷政治关系新格局的折射和反映。而作为东夷首领的后羿、寒浞代夏，则与夏启带头破坏当时形成的政治格局和禅让制度不无关系。 有夏一代，一直维持着“夷夏东西”的二元格局。在为数不多的反映夏代史实的传说文献中，有关夷夏关系的记述占有重要位置。《竹书纪年》中保留了一些关于夏与东夷之间交往的记载，例如： 后相即位……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 对于“夷夏东西”这一重要阶段，除了傅斯年先生早年的论述之外，到20世纪末苏秉琦先生仍然持大体相同的看法，他认为五帝时代之后，“另一个重要阶段则是距今四千年至两千年夷夏斗争及夷夏共同体的重组与新生阶段”。在这一大阶段中，“夏、商两代还是以‘诸夷猾夏’‘诸夷率服’，夷、夏较量，互为消长为特点”。而到西周和春秋时期，“以夏变夷”成为主流。关于夷夏关系，严文明先生曾指出，大汶口文化中期之前，中原和东方（山东和苏北）的发展水平是差不多的，“但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东方的经济文化在一些重要方面逐步超过了中原，在全国也处在领先地位”。他认为“夏朝建立之初，政权是极不稳固的，其主要的威胁来自东方；及小康中兴以后，才真正站稳了脚跟，并开始逐步向外经略，其主要对象还是东方。可以认为，在夏代的整个历史时期，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同东方各部落的斗争和交往”。李学勤先生则认为后羿、寒浞代夏达40年之久，这一重要情况告诉我们“夏朝与东方有很密切的关系”，而“夏朝与夷人的关系是我们研究夏朝历史时特别值得注意的”。 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经新砦期文化转变为二里头文化之后，东方地区的龙山文化则被岳石文化所取代。而岳石文化迅速扭转了龙山文化末期的颓势，恢复了向外扩张的势头，向南不仅继续保持着长江以北的广大地盘，其影响的触角前进到长江以南甚至环太湖周边地区。马桥文化命名地的马桥遗址中就发现有岳石文化的因素。东北的辽东半岛南部及沿海岛屿，已被岳石文化的当地族群所牢牢控制，学术界公认这里是岳石文化的分布区。 岳石文化对外扩张和发展的主要方向还是西面的中原地区。皖北、豫东和鲁西南地区，自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成为海岱系文化的分布区之后，到龙山文化晚期，曾短暂地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较大影响。如永城王油坊和造律台等遗址的龙山时期遗存，关于其文化性质的判定曾在学术界引起较大争议：或认为归西，属于中原（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类型；或认为归东，是海岱龙山文化的组成部分；或认为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甚至有人认为这一地区的龙山文化是东西方的混合文化。而到岳石文化时期，东夷族群继续牢固地控制着这一地区，学术界一致认为这一地区是岳石文化的分布区，文化性质归属的争议不复存在，并且进一步往西传播和影响到更远的区域，就连作为二里头文化都邑性中心聚落的二里头遗址内部，各期都发现有一定数量来自东方的岳石文化因素。这些确确实实存在的考古遗存，证实了上述传说文献中所载史实大体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而在岳石文化中，则极少见到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下层文化因素遗物，两者之间的疏离，“既有政治因素——夷夏对立（对此，文献中有不少记载，颇与考古现象吻合），也有经济因素”。这一时期东西方的地理分界比较稳定，大体维持在兰考杞县淮阳一线，与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基本一致。 六、中原中心的形成 商人灭夏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进入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商王朝的势力迅速壮大，开始了一个向周边地区强势扩张的历史过程。向北，越过豫北冀南到达冀中一线，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应是商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中心。向南，到达长江岸边，湖北黄陂盘龙城城址则是商王朝控制南方的重要据点或军事重镇，或与获取南方的铜矿资源密切相关。西方，商王朝的势力在陕西东部地区得到强化，西安郊区的老牛坡遗址应该是商王朝经略西方的重要桥头堡。在东方，比较明确的二里冈上层文化所到达的区域，已经越过了东西方文化分界的豫东和鲁西南的西部地区，迅速向东扩张和延伸到鲁山蒙山西侧的济南大辛庄和泗水尹家城一线。而济南大辛庄遗址发现的殷墟期甲骨文和出土商代二里冈上层文化晚段青铜重器的贵族墓葬，证明这里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重要基地。由此圈定的四至，大体可以勾勒出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商王国的领土或控制区域的范围。而这一时期商王国所在的中原地区，已成为东亚地区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故有学者认为二里冈文明已进入“帝国”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商王朝国力的增长和大肆向外扩张，原本占据东部半壁江山的东夷族则节节向东退却，“夷夏东西”的二元格局已被打破并不复存在。到商代晚期，东夷族群更是后退到潍河流域及其以东的胶东半岛地区，遗留下与岳石文化一脉相承的珍珠门文化，并延续到西周、春秋时期。春秋之后，渤海海峡以南广大区域内的东夷族群，在文化上逐渐与西来的中原文化融合，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发现的文化遗存，已经难以对两者进行区分。秦统一之后，在海岱地区存续了六千余年的东夷族群，已与华夏族群全面而深度融合，东夷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退出了海岱地区的历史舞台（《后汉书·东夷列传》：“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只是在更远的东北亚地区和较晚的时期，如中国东北、朝鲜半岛等地区，还存在着自称为东夷和保存着东夷文化孑遗的族群。 同时，从中原与四方的称谓上也可以发现与上述考古研究成果反映的史实基本一致的现象。近几年学术界许多学者在讨论中国产生于何时的问题，或称为“共识的中国”，或称为“最早的中国”，或称为“早期中国”，或称为“最初的中国”，不一而足。众所周知，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是1963年出土于宝鸡贾村塬的青铜器“何尊”，时代为西周初年的成王时期，铭文中明确有“中国”一词。由此看来，“中国”概念的出现，应该早于西周初年，至于早到什么时间，则有以上多种不同的观点和解读。 早期中国与中土的概念应该是大体一致的，均为天下之中的涵义。居住在中部地区的人们，在称呼其四周的族群时，开始在族群的前面加上了方位词，如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或泛称为“四夷”。以东夷为例，“中国”和“东夷”两者在称谓上是一种对举的关系。从两者之间的方位关系上说，应该是有了中国的概念之后，才会出现东夷的称谓，如果没有中国，可以有“夷”的称呼，但不会出现“东夷”的名称。由此看来，从称谓上说东夷的出现，基本上就是中国的产生时间，两者应该是大体同时的。或者中国的出现略早一些，但是不会早太久。 传世文献中的“东夷”，始见于东周时期的个别文献，例如： 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四年》） 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吕氏春秋·古乐》） 这些是后世人追述和记载前朝之事，即周代人回忆商王朝的历史，说的是殷商晚期最后一位商王时期的商夷战争。这里说的战争在晚商甲骨卜辞中也有记载，但多称为“夷方”，而不称东夷。 出土文献中的“东夷”，主要见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西周时期记载征伐“东夷”或“东反夷”的青铜器铭文比较多，记录的是西周时期的历史。西周时期东方有一个东夷族群，这不存在任何问题，所以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也有个别“殷东国”或“东国”的铭文，意思可能略有区别，大的概念是一致的。 晚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同样有许多商王征伐东方族群的记载。在甲骨卜辞中，绝大多数称为“夷方”，《甲骨文合集》中收录多条。但是也发现有极个别称为“东夷”和“东土”的卜辞，时代为晚商早期的武丁时期。例如： …东夷曰：千森余[]…\[ 南 ]四…（《合集》8410） 贞，令毕伐东土（《合集》7084） 如此，则表明晚商早期应该已经出现“东夷”“东土”的称谓。往前上溯到早中商时期，因为没有时人留下的记录，可以看到的仍然是后世人对前人的称谓，均不称“东夷”，例如： 至于仲丁，蓝夷作寇。（《后汉书·东夷列传》） 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列传》注引《竹书纪年》） 河亶甲整即位，自嚚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太平御览》卷八三引） 再往前追溯，就是有夏一代的九夷，完全没有东夷的称谓。 如此看来，“东夷”一词目前最早见于晚商的武丁时期，与之相对应，中原商王朝此时应该自称为中土或中国。当然，这里发现的“东夷”未必是最早的东夷，联系到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即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商王朝的对外强势扩张，领土四至远远超出了此前的二里冈下层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所以，到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可以明确地认为中原作为中华全域的中心已经形成。这一阶段很可能已经出现了“中国”的称谓。再往前，即二里冈上层之前的二里冈下层和二里头文化时期，则属于“夷夏东西”的二元格局阶段，中原中心的趋势虽然开始显现，但作为中华全域的中心地位尚未形成。 晚商及以后，随着商周王朝的对外军事征服和文化扩张，以中原为中心的一体化进程速度加快，直到秦始皇和汉武帝时期最终形成中央集权和高度统一的秦汉帝国。 责编 | 孙齐 审核 | 邹晓东 往期精选 新中国成立后钱锺书的学术道路 | 张治 人文高端论坛特辑 | 彭春凌：历史观念的横向层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