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进，林松月，宋文：“脱欧”：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困境与中国机遇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脱欧”:英国高等教育 国际化困境与中国机遇 刘进1，林松月2，宋文 (1. 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1;2. 香港中文大学 教育学院, 香港 999077) 摘要：2020年英国正式“脱欧”，这将可能导致英国国际科研经费、国际合作水平、非英籍教职工占比、国际留学生规模与质量等下降，并可能引发伊拉斯谟项目在英国推行受阻，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将可能面临下行压力。“脱欧”后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突围的重要方向是建立起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中英双方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具有较强的合作意愿和较好的互补能力。中国应迅速调整面向英国乃至欧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应主动在留学生招生、高层次人才培养使用等领域寻求与英国的深度合作，应充分用好“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中英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的务实合作。 关键词："脱欧"；英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化；人才流动；国际合作 2020年1月23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批准了英国议会此前通过的“脱欧”协议相关法案。次日，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主席签署英国“脱欧”协议。至此，2016年盘桓至今的英国“脱欧”大戏终于落下帷幕。“脱欧”对英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教育视角来看，“脱欧”将给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将为中英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带来哪些挑战与机遇？对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将关乎中国能否在此轮全球高等教育格局调整中占据先机，对推动中国实现从国际化大国向强国迈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重构中国高等教育全球话语权等至关重要。但是，当前教育学界对英国“脱欧”仍持观望态度，仅将“脱欧”看作是一项政治事件而非高等教育事件，既缺乏对“脱欧”动态的持续跟踪，也缺乏对“脱欧”可能带来的后续高等教育影响的深入分析，更缺乏面向“脱欧”进程、捕捉历史机遇、寻找制度创新的研究洞见，将可能贻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性机遇。为此，文章率先尝试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对“脱欧”对英、中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展开分析，并提出部分政策建议供决策参考。 一、“脱欧”对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可能影响 18世纪以来，世界科学中心从英国转移至德国，又从德国转移至美国。在此过程中，英国高等教育不断衰落，并部分退出了全球高等教育话语体系。但1993年欧盟的成立，为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借助欧盟强劲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外交等领域的全球话语能力，以及货币、签证、税收、社会保障、人才流动、协同创新等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各类制度设计，英国高等教育得到较快发展。过去二十年来，英国高校在全球各类高等教育排行榜单上表现优异，英国持续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作为欧盟高等教育系统的佼佼者，其自然而然地也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版图的关键一极。 但是，2016年英国发起的“脱欧”公投则可能打破英国高等教育借力“欧盟”发展的路径依赖。公投前3天，103名英国大学校长在英国《独立报》上向全英国选民发出联名信，他们普遍认为“(英国)大学和学生留在欧盟会变得更好”，因为“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对(英国)大学发挥区域经济影响至关重要。维持欧盟成员国身份有助于英国高校开展合作研究，吸引最顶尖的欧洲人才，从而提高高校研究及教学水平，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1]，而英国一旦“脱欧”，则将给英国学术界以沉重打击，“英国全球科研创新的领袖地位将难保，大学实力被削弱，人民发展受限。‘脱欧’将置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科研的长期资金投入于艰难处境”[2]。 但事与愿违，“脱欧”公投结果令英国高校和学生大失所望。欧洲大学协会(EUA)在“脱欧”第二天发表声明称，尽管英国脱离欧盟已成定局，但欧洲大学仍会保持与英国大学的紧密合作关系，然而问题已向严峻方向发展。2020年英国正式获得“脱欧”批准，根据《里斯本条约》第50条规定，“脱欧”后英国高校从欧盟获得各种经费、拨款、项目支持等成员国的待遇将难以保留，尤其是“脱欧”后英国可能将加强边境控制和法律控制，并可能退出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关税同盟，这将给英国高等教育和国际高等教育带来激烈的“震荡”。理论界和实践界一些观点认为，“脱欧”对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脱欧”可能导致对英国国际科研经费下降 “脱欧”可能直接导致英国高等教育科研经费下降，这对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创新前沿领域其全球高等教育竞争力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英国高等教育现有拨款体系和英国财政现有经济实力，很可能无法有效补充“脱欧”后丧失的科研经费，这将有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英国的科研实力。 在英国国家层面，“脱欧”之前，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其高校每年从欧盟获得大量科研经费资助，这已成为英国大学最重要的研究资金来源之一。“脱欧”后英国高校来自欧盟的直接科研经费损失将达年均10亿英镑[3]以上，这也仅是常规直接科研经费损失。一些研究认为[4]，在欧盟体系下，英国高等教育是最受益的高等教育体系之一。例如，仅2006—2015年间，英国就获得了欧盟和欧洲科研委员会所下发的各类经费总额的14%，占比仅次于德国(17%)。另据Nature官方报道，2014—2020年，欧盟预计投入748亿欧元开展“Horizon 2020”项目，该项目包括整合科研资源、支持人才引进、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而英国预计接收该项目经费的15.4%[5](超过115亿欧元)。研究普遍认为，英国虽然每年向欧盟缴纳高昂会费，但相比大部分成员国，英国从欧盟所获科研经费占所交会费的比例要高得多。2009—2015年间，英国所得竞争性研究拨款(Competitive Research Funding)是其所付会费的7.4%，仅稍低于德国，且这笔经费占英国研究委员会(UK Research Councils)和创新英国项目(Innovate UK)经费总额的1/3。同时，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或高等教育大国，英国科研经费投入占GDP比例要低得多[6]，仅为1.63%(其中只有0.44%的GDP用于高校科研[7])，而美国该比例为2.73%，德国为2.85%，中国也达到2.08%[8]。由此可知，英国每年在欧盟所获科研经费数量相当可观，对其有着高度依赖。因此“脱欧”后，英国将可能处于失去欧盟科研经费支持的困局，在没有替代方案能够弥补欧盟经费空缺的条件下，英国科研事业将可能面临资金周转不灵、项目执行困难、回报收益低效等多重困境。 在英国大学层面，英国各高校相当一部分研究经费都来自欧盟。如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纽卡斯尔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其欧盟来源经费占全校总科研经费的比例均高于20%。同时，包括英国24所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罗素大学集团(The Russell Group)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2014—2015年度，集团从欧盟获得超过5.79亿英镑的研究经费，基本相当于从英国研究理事会三个分会所获经费的总额，可见英国大学科研对欧盟的经费依赖度之高。充足的经费是科研及相关活动正常开展的前提，“脱欧”后，英国高校面对经费掐断、资金短缺等诸多考验，同时还面临原有科研项目如何继续运作，经费如何再分配[9]等大量相关问题，不仅可能严重影响高校教育资源的获得，而且可能抑制其国际科研交流的开展。 (二) “脱欧”可能导致英国国际合作水平下降 国际科研合作和国际研究人员流动，为英国保持全球科研市场地位提供有力支撑，而欧盟则是英国开展国际科研合作的主要平台。“脱欧”后，英国高等教育开放性水平可能会有所下降，在科研领域的国际合作预期将可能出现大幅降低，在欧洲地区的科研领先优势可能也将不再明显。此外，“脱欧”后，英国研究经费损失和高端人才流失可能损害到本土科研基础，造成科研国际声誉受损、国际竞争力减弱，进而危及英国全球科研和创新领导的地位。 “脱欧”之前，英国以欧盟为平台，与众多成员国达成了多方面科学、技术合作协议，同时也通过多边科研交流，有力推进了与非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并在世界顶级科研人才的宣传、吸引、招聘、储存等方面占据优势，该种多边国际合作模式比“双边合作”模式更具竞争力。在欧盟框架下，英国科研合作项目具有极高的开放性，拥有吸取其他成员国科研经费等优势，长期占据欧盟系统内部的科研领先地位。“脱欧”之后，英国国际合作水平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第一，欧盟框架可能限制英国的科研合作资质。英国“脱欧”后大量欧盟科研合作项目可能会将英国排斥在外。以“Horizon 2020”计划①为例，绝大部分的合作项目至少需要三个不同的欧盟成员国或者协约国(Associated Country)单位合作完成，“脱欧”后，除非英国获得协约国身份，否则将很难参与其中。考虑到脱欧后英国科研前景的不确定性，部分科研基金已不再鼓励以英国科研人员作为合作伙伴[10]。也有报道称，英国科研人员即使参与合作项目，也可能被限制作为项目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这意味着英国学者将失去对项目的管控权和基金份额，英国将逐渐失去在欧洲科研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①2011年11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Horizon 2020”科研规划提案。该规划是欧盟第七个科研框架计划的延续，囊括了框架计划等所有欧盟层次重大科研项目，分为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和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三大部分，旨在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第二，“脱欧”可能阻碍英国与国际社会科研人员的学术流动。“脱欧”之后，学术人才面向英国的自由流动可能受到限制，一些欧盟籍高水平科研人员可能不再就职于英国，引发高层次学术人才流失问题；英国面向欧盟国家选聘普通科研人才也将受限。且由于科研人才的集聚效应，“脱欧”一旦破坏了英国国际化人才选聘传统路径和机制，则很难实现逆转，英国对全球顶尖科研人才的综合吸引力将大幅下降。 第三，“脱欧”后欧盟科研经费投入大幅削减，可能直接影响英国科研资源的获得与项目的有效运转，回报收益周期较长的科研项目将受到重创。“脱欧”后，即使英国增进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如中国)的科研合作，也会面临短期投入低效、资金支持不足、合作基础薄弱等多重问题。此外，英国与欧盟的部分科研领域(如生物制药行业)已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和寡头垄断市场，而“脱欧”有可能打破这一市场平衡，英国科研产品在欧洲范围内的供应链也有可能被切断，产品的良性流通面临潜在威胁。 (三) “脱欧”可能导致非英籍教职工占比降低 作为传统高等教育强国，长期以来，英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为其带来了高额的利润回报，也吸引着优秀的国际化师资队伍，为提高英国高等教育和科研质量、提升高校教学和科研水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关键支撑。 跨国教师流入英国主要得益于欧盟公民的“自由流动原则”。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是《罗马条约》的签约国，“自由流动原则”则是该条约的精髓，它保障了欧盟成员国公民可以在欧盟任何一个成员国内移动、生活和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工作自由[11]。但近年来叙利亚等国难民向英国流入及引发的恐怖袭击等现实问题，导致民众对欧盟移民政策的不满情绪高涨，间接促成了英国“脱欧”的决定。一方面，“自由流动原则”为英国大学吸引国际化教师提供了关键制度保证；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的重要诱因。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曾明确表示，英国和欧盟国家公民自由移动的时代结束了，这很有可能将对英国高校教师的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 英国几乎所有高校都有大批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教职员工。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HESA)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1日[12]，英国大学共有201 380名教职工，其中17%即33 735人来自英国以外的欧盟国家，12%的教职工来自非欧盟国家[13]。另据罗素大学集团统计，欧盟成员国员工为22 880人，约占集团员工总数的20%。而“脱欧”直接导致英国高校失去大量科研经费支持，并影响英国大学对于欧盟籍学者的聘用问题。一方面，英国在国际教师待遇的经济投入上可能有所缩减，导致一些外籍教学人员的离职，这一背景下已出现其他高校在英国“挖人”的情况[14]；另一方面，缺乏研究经费的支持也不利于英国与欧盟范围内顶级学者学术交流的开展。更重要的是，“脱欧”意味着英国将会收紧入境及移民政策，如英国“高技能人才工作签证”(Highly Skilled，Tier 2)每年限制在20 700个，且要求签证人具有博士及以上学位。这不仅影响欧盟籍教师的自由流动，从而可能产生部分英国欧盟籍教师转向他国的学术流动现象，而且将增加欧盟籍教师职业的不稳定性，同时增加了相关费用和行政负担，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欧盟籍学者对在英国发展失去信心，成为其流入英国的阻力。此外，“脱欧”后，一些国际教职空缺岗位短期内可能完全由英国教职工所代替，将引发课程方面的各类问题。因此，英国可能将面临国际教师流失、学术交流弱化、部分课程受创等多方面的打击。 (四) “脱欧”可能导致英国留学生规模减少、质量下降 英国作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强国，拥有丰富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是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国之一。优秀的国际留学生是英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可或缺的人才要素，同时也为英国提供了大量经济资本，留学红利的收割成为英国高等教育财政的重要支撑。如表 1[15]所示，目前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全日制本科生中，非英籍学生占比22.8%，其中112 410名国际学生来自欧盟地区，占英国高校全日制本科生总数的6.5%。研究生层次上，非英籍学生占比为57.1%，而欧盟籍学生占比11.6%。欧盟籍学生是英国国际留学生的重要生源，“脱欧”后相对严格的签证政策将对欧盟学生来英求学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英国可能进一步紧收入境和签证政策，这将阻碍国际学生赴英。 此外，学费的变动也可能影响欧盟籍学生赴英留学的意愿。“脱欧”前，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的大学均为欧盟籍学生保有一定的配额限制，且欧盟学生的学费水平与英国学生较为相当，享受英国学生的待遇，而其对非欧盟国际生采取“全成本付费”政策。以2017年牛津大学本科招生为例，对英国学生和欧盟籍学生只收取学费，统一为每年9 250英镑；而非欧盟国际生的费用则包含学费和学院费(College Fee)两部分，具体数额与英国和欧盟学生也有所不同。牛津大学非欧盟国际生每年学费在15 755~23 190英镑之间(临床医学更高)，学院费为7 350美元，总费用远高于英国学生和欧盟学生。在学生资助方面，英国学生和欧盟学生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利息较低且还款要求宽松的全额无抵押贷款，而非欧盟国际生无法享受类似福利[16]。 因此“脱欧”后，随着英国签证政策紧收、高校科研实力削弱、国际优秀师资流失、高校对欧盟籍学生配额限制及优惠政策不再，英国大学对欧盟籍学生乃至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将有所折扣。面对英国高校诸多不确定性，原本打算赴英国留学的欧盟学生可能会更多选择向德国等欧盟内部国家或是美国等高等教育强国分流，必将对英国留学教育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脱欧”之后，一方面，英国大学将会摆脱对欧盟籍学生名额的限制，释放更多的国际生指标。为保持留学教育的良性发展，部分大学可能面向亚洲等地出台留学利好政策，既有利于国际生源更加多样化，也将有力填补欧盟籍生源的空缺。然而，另一方面，虽然人才流失降低在英就业的竞争压力，但“脱欧”导致部分企业撤离英国，大量工作岗位消失的情势严峻，不利于国际生在英国就业与发展，间接影响国际人才多重考虑留学英国的决策。此外，“脱欧”导致英镑对外币的贬值，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留学英国的性价比，但英国很可能会通过上调物价等方式来弥补由于与欧盟贸易合作关系松动而产生的经济缺口，因此留学费用的波动起伏交错，未可知晓，但在短期内将会逐渐趋于稳定。 整体上，虽然欧盟籍学生赴英国留学的比例可能将有所下降，但来自其他地区的国际生源则可能会有所增多。英国作为传统的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实力雄厚，加之其学位“短、平、快”的特点，一直备受国际生青睐。“脱欧”虽将给英国留学教育带来强烈冲击，但赴英国留学的热潮也不会轻易褪去。 (五) “脱欧”可能导致伊拉斯谟项目在英国推行受阻 “脱欧”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还在于，英国高校可能无法继续参与欧盟主导的一些大型国际教育交流合作项目，核心之一就是有三十多年历史的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 Mundus Programme)[17]。伊拉斯谟项目是欧盟发起的一项高等教育交流计划，旨在提升欧洲高等教育质量，通过与第三国的合作，促进人与文化的对话与理解。为进一步促进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和全球化，2014年欧盟在该项目基础上启动“伊拉斯谟+”计划，即欧盟“2014—2020年教育、培训、青年和体育计划”[18]，为参与者个体和机构提经费支持，是欧盟有史以来实施的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交流合作项目[19]，旨在提高欧盟青年的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实现增长和就业，并提升经济竞争力。该项目支撑着一半以上英国学生出国交流活动，在伊拉斯莫斯项目开展的三十年多里，数十万英国学生在出国交流经验、技能获得、提升就业能力等方面颇为受益。“脱欧”后，英国在与欧盟尚未达成在现有项目结束前继续参与的协议下，“伊拉斯谟+”计划在英国的推行将可能受阻，由瑞士2014年公投通过了限制欧盟地区人员自由流动的提案后，欧盟立即中止与其“伊拉斯谟”项目合作的前车之鉴便可窥见一斑。 重大国际教育合作项目是达成英国通过进出口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关键路径，而“伊拉斯谟+”计划等大型跨国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一旦停摆，英国与欧盟联合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机构合作模式等全球高等教育跨国合作交流的典范将面临巨大潜在威胁，人员往来交流、高教合作联盟、知识技术革新等多方发展态势不容乐观，必将给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激烈震荡。 二、“脱欧”后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可能选择 (一) “脱欧”后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急于求变 “脱欧”后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将面临显著的下行压力。英国高等教育系统的传统优势在于其一流的教育质量和高度的国际化水平。“脱欧”前，欧盟科研经费的大量投入、全球精英人才的持续流动、国际项目合作的全球网络等确保了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品质，加之作为英语国家的天然语言优势和高等教育悠久历史积累形成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话语能力，为其打造高等教育国际化教育品牌、确保英国国际留学教育市场份额等提供了关键支撑。而“脱欧”之后，上述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和国际化发展的诸多优势将逐渐消失，且由于“脱欧”造成的短期内科研经费减少、优秀人才流失、国际化规模与质量下降等问题不可避免，将导致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受损，国际化质量和声誉下降。英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相关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国际尖端人才的良性流动、国际科研合作的高效实施、以伊拉斯谟项目为代表的大型国际高教合作项目的有力执行等，都将面临巨大的现实困难。 同时，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还面临着全球“此消彼长”的国际化竞争压力。例如，在国际化人才获得方面，当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尝试积极引进海外一流学者，而此种背景下英国“脱欧”后紧收的签证制度，恰恰限制了非英欧盟籍人才赴英学术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动机和行为。优秀国际科研人才转投欧美其他国家或是亚洲新兴国家(如中国、新加坡、沙特阿拉伯)，进一步“相对降低”英国的全球学术地位；同时，国际化水平下降也可能降低英国本土对高端学术人才培养的预期，英国学者赴欧盟其他国家将面临严重的流动障碍，不利于英国本国学者国际化阅历的丰富与各类技能素养的提升。又如，在国际留学吸引方面，由于“脱欧”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存在不确定性，近年来国际留学生学费上涨，以及“脱欧”后签证限制等因素，英国全球留学目的地的地位将可能发生动摇，导致潜在生源流向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传统英语系国家，缺乏“欧盟背书”的英国将不得不与中国、日本等后发留学目的地国展开激烈的生源争夺。同时，“脱欧”可能导致生源更多流向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继续留在欧盟框架下的国家，英国在欧盟国家的留学目的地国的地位也将受到挑战。 国际化是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而科研水平、国际化、教学质量等因素互为因果，“脱欧”后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危机将很快蔓延至整个英国高等教育系统，国际化带来的各类不良循环，不仅将彻底损害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还将带来英国学术水平降低、人才培养瓶颈等各方面的挑战，从而进一步降低其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将走向下行通道。此外，“脱欧”对英国高等教育所造成的冲击将会带来严重的涟漪效应。目前在欧盟高等教育系统中，英、德两国实力势均力敌，英国“脱欧”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该国高等教育发展危机的同时，将部分抬高德国在欧洲地区的高等教育地位。英国大学所失去的各类高等教育竞争优势，将很可能被德国乃至法国、意大利及部分北欧国家所取代。 当前，英国面对“脱欧”后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严峻形势，迫切需要通过有效举措，拓宽高教合作交流的国际视野，突破欧盟限制建立起新的全球化格局，逐步摆脱其对欧盟在科研经费、留学教育、项目合作等方面的依赖，保持其高等教育强国优势地位。文章认为，英国如想继续担当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国和强国角色，至少会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转向：第一，在科研经费筹措方面，将注重“多渠道开源，精细化节流”[20]。一方面，英国政府将会尽最大可能弥补“脱欧”导致的科研经费缺口，加大对科研项目的经费补贴，并制定和完善科研经费可持续投资与供给的政策规划。英国将会积极地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或科研组织展开合作，寻求除英国政府外科研经费的支持，通过各类制度举措确保英国高等教育运行拥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另一方面，英国可能深化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完善财政监管体系，尽量缩减不必要的经费支出，明确高等教育资源投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达到经费使用的最高性价比，从而实现“节流”的目的。第二，在吸引与留住人才方面，可能适度放宽对国际高端人才移民签证的标准，适当通过优惠政策鼓励学术科研人才流入。英国有可能采取利好措施，稳定在英的欧盟籍尖端人才，创造良好的管理体系与科研环境，如创新国际人才职称体系，为在英欧盟籍人才职业发展开辟绿色通道、提供完善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提高国际人才待遇等；同时英国可能借助国际猎头作用，多举措确保吸引并留住新的高端海外人才。第三，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的海外扩张。英国可能通过海外扩张方法维持其高等教育国际化规模，并寻求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质量和声誉的新举措，可行的办法包括设立海外分校、推行联合办学、提供在线课程、实施与合作伙伴的学历互认等。其核心一方面，是保持并巩固与欧盟成员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联系，以此稳定生源基础、学术人才基础等；另一方面，是增强与全球非欧盟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联系，在留学生招生等方面保持一定竞争力。第四，加强与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双边与多边协作。平衡与欧盟合作的关系，是推动英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脱欧”后，英国可能更广泛地发掘各类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潜力，寻求新的合作点与关键方向，制定明晰的战略目标和可行的实施计划，最大化降低“脱欧”对其高等教育发展形成的冲击。 (二) “脱欧”后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可能建立起与中国的关键联系 “脱欧”后英国高等教育要实现国际化突围，重要方向之一就是建立起与中国的紧密联系。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从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关键历史进程，而英国正处于“脱欧”后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低谷，双方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具有较强的合作意愿。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之后，尤其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入快车道，其主要表现包括：来华留学生规模迅猛增加，中国连续超越多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中国出国留学与归国就业、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平衡点逐渐趋近，“留学中国”(2020)计划提前实现；国际化学术人才流动渐趋规模化和常态化，大批海外学术人才(含外籍人才)在华高等教育系统任教，中外学术人才各类流动(学业流动、职业流动、短期流动、信息流动等)日益频繁，中外学术合作协同创新渐成常态；中外合作办学不断推进，在数量迅猛增加的同时，合作国家、合作高校、合作学科等日益多元化，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外国高校在华合作举办分校迅速增加，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等中国高校海外举办分校等新模式陆续出现。当前，中国已经开始着力推动自身从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国向强国转变，在此过程中与英国存在大量的合作空间和机遇。例如，在留学生招生领域，当前中国面向留学生招生质量提升目标已下发多个政策文件，但近年来来华留学生质量问题仍然凸显，并导致本土学生与国际学生招生、培养、就业等活动的显著割裂，本土招生与国际学生招生的公平等问题凸显，来华留学生国别、学科等较为单一。此种背景下，中国亟待与英国等高等教育强国合作，进行优质生源对接转化、开展高质量生源标准合作制定、展开奖学金投放效益研究等各类合作。而英国在“脱欧”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生源可能迅速减少，亟待开辟形成新的国际留学生生源基地，建立起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深度合作，可以进一步提升赴英中国留学生质量，改善其生源结构。事实上，英国在“脱欧”进程中对此已经有所准备，2019年剑桥大学已经公开承认中国高考成绩，这为“脱欧”后英国直接从中国大陆选拔优质生源做好了准备。 此外，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后发优势明显，有能力助力英国走出“脱欧”后形成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困境，双方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能力。英国“脱欧”后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所面临的有关办学经费、科研人才合作、留学生招生、伊拉斯谟计划推进等问题，大多可以在中国寻求到帮助。例如，在科研经费方面，当前中国R&D经费支出总额、GDP占比都远高于英国，尤其是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近年来科研经费较为充足，具备与英国部分顶级高校合作开展科学研究的现实可能性，这对英国高校而言可能成为各类经费“开源”的新路径。又如，在科研人才质量和流动性方面，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新晋学术职业人员(尤其是“双一流”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系统)质量较高，笔者所在课题组对89 000条中国211高校大学教师的简历分析显示，大部分具有海外经历的中国研究型大学教师，其海外求学(含博士后)高校质量较好，具备与西方学术职业直接进行科研合作与学术对话的能力。即使无海外求学经历的中国本土学者，近年来在中国留学基金委(CSC)和各高校支持下，大多已经具有半年以上的国际化经历。此外，中国各高校职称评定等制度的改革、中国学生刊发高质量英文论文已成常态等，使得中英两国学者合作开展学术研究不存在显著的理论方法、技术能力和语言能力等障碍。对于英国高校而言，该国长期存在对非英籍欧盟成员国学者的依赖，其27%的大学教师是非英国的，且过去20年里该比例上升了50%[21]，如剑桥大学1/4的教师都来自海外[22]。而“脱欧”后这些外籍教师部分回归祖国或流动到其他高等教育系统，如能寻求与中国合作，双方高质量实现学术人才流动，则可能帮助英国解决人才流失困局。事实上，过去十年中英两国学术职业流动格局已经出现，笔者所在课题组所做的多项调查显示，不仅大量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工作)的华人、华裔学者留英工作，而且近年来部分中国本土培养的博士生也出现大量赴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就业的趋势，这也显示出中国博士生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此外，近年来中国顶尖高校大学排名持续攀升，部分高校国际排名已与英国顶尖高校十分接近，这也为“脱欧”后中英两国高层次学术人才合作与流动做好了准备。 三、后疫情时期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建议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待到疫情稳定或结束，后疫情时期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疫情导致大国关系因意识形式等撕裂，可能引发去国际化甚至反国际化思潮，进而部分影响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尤其是在跨国学生流动、跨国学者流动、中外合作办学、协同创新发展等方面可能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面，疫情也可能为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开启新的窗口，疫情导致部分欧美国家国际留学生规模下降、高等教育财政困难等各类问题出现，英国“脱欧”则将与疫情本身形成迭代影响，英国高等教育将有可能在一定周期内进入下行通道，英国有可能寻求与中国等高等教育大国的进一步合作，可能形成大量新的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机遇。 客观而言，“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对英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虽然如此，英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实力强劲，仍值得中国密切关注。中国应部分调整面向英国乃至欧盟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在此关键历史时期寻求与英国更多合作，以此带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第一，中国应主动寻求与英国在留学生招生领域的深度合作。当前中国已从单纯的留学生输出国变为留学生输出国与留学生目的地国并重的复合型国家，英国在此方面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良好的制度设计值得中国学习，而且可以在生源合作方面与中国建立实质性联系。一方面，“脱欧”之后由于英国学费上涨等因素导致部分留学生候选人可能放弃英国，中国应努力通过制度设计吸引该部分留学生来华，这将大幅扭转当前来华留学生质量不高、类型单一等问题；另一方面，“脱欧”之后英国留学生来源减少，中国可重点在硕士生、博士生阶段向英国输送本土学生，增加中国学生国际化流动能力，为后续国际化人才储备夯实基础。当前英国已通过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等方式向中国释放了部分合作意愿，中国应尽快通过制度设计，在留学生招生合作领域与英国达成“一揽子”协议。 第二，应寻求与英国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使用领域的深度合作。英国“脱欧”后将出现较大的国际顶级学术人才缺口，中国应通过制度设计鼓励短期赴英学术人才的流动和中英学术科研的柔性合作，通过中英高水平院校的合作，带动中国本土学术人才的成长成材。中国应形成更大的人才观(“不为所有，但为所用”)，鼓励中国本土高校博士毕业生(或博士后人才)赴英就业，促进中国学术职业质量的提升，推动中国融入全球主流学术系统，并通过制度举措促进华人、华裔学者以多种方式回流，以此带动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此外，中国应通过制度设计做好承接英国“脱欧”后流出人才的准备，部分离英高水平人才并不一定返回本国，很可能再次进入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在此过程中中国应通过多种举措最大限度吸纳该部分人才，同时，应加大对传统准备赴英就业的潜在学术人才的吸引力度，推动该部分人才从赴英就业变为来华就业。 第三，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契机，促进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的更多合作。英国是欧洲国家中最早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之一，中国应用好“一带一路”各项制度举措，尤其是亚投行等金融手段，促进中英高等教育领域的“民心相通”，更大力度支持中英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应解放思想，加大教育创新力度，积极引进英国高校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如与牛津、剑桥等高校洽谈在华创办分校事宜)，加大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力度(如借助英国留学生招生平台提高来华留学生招生影响力)，夯实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的制度基础，稳步推进双方在多个领域的密切合作。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处于全球中游水平。北美、欧洲、东亚、澳洲的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起步早、积累多、声誉好，形成了较好的国际化发展惯性；而非洲、南亚、南美及“一带一路”的国家则高等教育国际化规模不大、质量不高，较难直接面向高等教育强国实现大规模人才流动。中国居于中间，当前在全球扮演着国际化人才流动中转国的重要角色，但该角色也带来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各类投入与收获的不平衡、国际化重数量轻质量等问题。英国“脱欧”部分改变了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中国如能抢抓这一历史性机遇，则可能实现在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序列中的地位攀升。文章重点强调了英国“脱欧”之后中英两国的国际化合作机遇，事实上，英国“脱欧”为欧洲其他国家也带来了各类机遇与挑战，中国也可以进一步研究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新型国际化合作关系，积极参与重构全球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秩序。 参考文献： [1]胡乐乐."脱欧"让英国高等教育业忧心忡忡[N].光明日报, 2016-0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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