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怪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 我和张伯驹过去是换帖把兄弟，我的大伯父与他的父亲张镇芳，也是换帖把兄弟。由于家庭和银行业务上的多重关系，我们的交往自然非同一般。可是近年来看电视剧，发现张伯驹被扮成了一个西装革履式的人物，一些相关的书报资料上讲张伯驹被绑，所述与真实的情况也相去甚远。如今伯驹已去世多年，我也已垂垂九十老翁，自觉在有生之年，应该还社会舆论一个真实的张伯驹，才能心安。兹将我所知道的张伯驹及其家庭、交游、银行事业、收藏情况、被绑等情况简述如下，以供关心他的人们和学者们参考。 天马行空的“末代王孙” 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1898～1982年）是袁世凯的表侄，与袁克定、袁克文等是表兄弟。他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安，1863～1934年）是袁世凯的表弟，在清末出任晚清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与盐业打了几十年交道，以擅长理财出名，所以到了晚年创办的私家银行，就叫盐业银行，是为“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之首。张镇芳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保皇派”，当过天津道、湖南提法司，在辛亥革命、清室退位、袁世凯重新上台，天下未定的时候，张镇芳还署理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当年李鸿章坐过的位子，在绥靖北京城内外的治安方面，帮了袁世凯的大忙。1915年袁世凯要当皇帝的时候，他也是积极分子之一，袁世凯事无巨细均与他商量，他还是袁家的私人账房。后来与朱启钤一起被列为“七凶”之一。袁世凯死后，他又积极参加张勋复辟，出任了几天内阁议政大臣……令他难过的是，袁世凯只当了八十三天皇帝，而张勋复辟只有十一天也完蛋了。如果按照袁世凯当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说法，以及袁克定的“皇太子”和袁克文的“皇二子”的“分儿”，那么张伯驹老兄，也理应在“末代王孙”之列了。问题是他这个“末代王孙”，实在与人们所想象的有天壤之别，他不仅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更主要的是，在他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矛盾性”，不真正熟悉、了解他的人绝对百思不得其解，比如：他的父亲是如此地“保皇”，他的大表兄袁克定又是如此不择手段地要当“皇太子”，而他却坚决反对帝制，此有《洪宪纪事诗》为证。他与袁克定政治上形同水火，说他是“赖家伙”，而私交上又非常之好，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很快也潦倒了，晚年全靠伯驹接济，直到1958年去世，就死在张伯驹家里。他父亲擅长理财，创办了盐业银行，他作为长子子承父志，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接办，然而却大权旁落，不会打理，只是挂个总稽核的名义，不真正管事，但是在一些别人无法想象的地方，他却别出心裁，心眼极细，令人刮目相看。比如有一年紫禁城里要出卖一批旧地毯（袁世凯在世的时候，每年给逊清王室生活费数百万银两，袁死后没人管了，常不得落实，从溥仪到太监只好变卖宫中旧物），到处兜售没人要，拿到盐业银行后张伯驹说留下来，随便给一些钱宫里就卖了。别人不理解，盐业银行要这些破地毯干什么？原来张伯驹眼尖，他看出地毯的织物中夹有金丝，于是就叫京剧界的泰斗余叔岩买下来（那时我已因病久不登台，晚境不太宽裕），请人把其中的金丝抽出来，结果仅金丝就卖了三万元，再卖地毯，共赚了六万银元，那时候一百元钱就能买两亩地。他喜欢京剧，为捧角、照应京剧界的人士不知花了多少钱，也喜欢登台表演，扯起喉咙唱几段。可是他天生就没有一副好嗓子，坐在台下听他唱戏，第三排以后的人就听不见声音了，大家取笑他是“电影张”，因为电影原来是没有声音的。他的一些习惯行为也很“怪”，有时候高朋满座，大家谈笑风生，而他觉得话不投机了，就坐在一边摸摸下巴颏，一根一根地拔胡子。有时候到我家来找我，我若不在他也不着急，一个人能在客厅里等上三个小时，也不让佣人打电话找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干什么呢？仍旧是摸着下巴颏，拔胡子。他生活在像个政治旋涡似的政治大家族里，却对政治势力始终保持一段距离，跟哪一派的人都算认识，但也都不深交，就连盐业银行的老管家吴鼎昌（达铨）后来到蒋介石那儿干实业部长了，他也就跟他疏远了。久而久之，我和我大哥（孙仰农）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大怪”，他也应声，后来亲戚朋友中就叫开了。他给人题写诗词，有时也顺着这个思路，署名为“张大怪辞”。 千丝万缕的家族渊源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我的曾祖父文正公孙家鼐（光绪的师父、礼部尚书）的学生。到北京当官后，又与我的大伯父孙逸郊（义蕉）、二伯父孙少侯结为把兄弟。我大伯孙逸郊是个被人视为“天生可畏”式的人物，少年得志，政治上能量很大，22岁就当了徐州丰县的县知事，由于我曾祖的关系，在北京的京官圈子里挺“兜得转”，还曾入宫受到西太后的单独召见。张镇芳之所以要与孙氏哥儿俩拜为兄弟，是出于政治上的拉拢，防止他们反袁世凯，因为孙家鼐的后代中，仅孙子辈中就有四十人在京津地区当官，他的学生更是桃李天下，亦是一个以家族为背景的社会集团。可是这一招只管用了一半，我大伯是不反袁了，但是二伯先是拥护袁，后来又反袁了，这是我家上一辈人与张家的关系。到了我们这一辈，起初是我二哥（堂房）孙瑞方（字蔼仁）与张伯驹相熟。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中国实业银行出现挤兑风潮，行将倒闭，我们孙家也是中实银行的主要股东。风潮中我曾祖父的一个女婿，原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刘晦之当上了总经理，就叫我父亲孙履安（孙多褆）赴天津收拾残局。我大哥孙仰农只管他玩票唱戏，银行的事不愿加入，于是由我陪父亲到达天津，处理该行在京津地区的业务，同时把中国实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一职就委给了孙瑞方。孙瑞方就是我大伯孙逸郊的儿子，他父亲死的时候他才十几岁，生活上全由我父亲安排照应。他父亲遗留下的四房姨太太也由我父亲安排生活直到送终，所以瑞方跟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孙瑞方在北京主持中国实业银行北京分行，在银行界广泛交往，就结识了张伯驹。张伯驹一听说上辈人是拜把子兄弟，那就是世交了，于是主动提出与他换帖。我在天津任职，去北京住在二哥家，由此也成了张伯驹的把兄弟，他则叫我父亲为三叔。我们家与张伯驹还有一层微妙的关系，是与他的收藏有关系。张伯驹不少藏品都是清王室的宫中之物。1926年冯玉祥率军把溥仪赶出皇宫之后，溥仪及其家眷就住进了天津租界里的张园。而此张园的主人又是我们孙家的姑爷。张园主人叫张彪，地方军阀之一，曾任湖北提督，他的儿子张枋娶了我大伯父的女儿孙玉方，于是我们这些小字辈也得以机会进张园开开眼界。溥仪从宫中带出的东西不知有多少，谁仍把他当成皇帝去拜见他，他总是赏你一件古玩。后来民国政府基本上不管他了（只是象征性地给点钱，根本不够他用），他就把东西一批批地送到盐业银行抵押，换些钱用。不少东西溥仪是根本无力还赎的，于是就成了张伯驹的柜中之物。后来溥仪到了东北成立伪满州国，还封张枋为礼宾司司长。 张伯驹、潘素合作 岁朝图 一品香酒店抢潘妃 张伯驹早年曾有过两位太太，有的是封建家庭父母给做主的，有的开头关系还好，由于志趣不同，日久也乏味了。他最钟情的并与之相携到老的是第三位太太——后来成为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的潘素女士。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生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即在身上刺花纹，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却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一切事情基本都是吴鼎昌说了算，他来上海玩玩而已。既然来玩，“花界”也时而走走，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人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出塞的王昭君，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原先已经到了论婚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似一个书生，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不像在北京、天津，到处都有他们张家的一亩八分地，他只好又来找我。那天晚上已经10点了，他一脸无奈，对我说：“老弟，请你帮我个忙。”他把事情一说，我大吃一惊，问他：“人现在在哪？”他说：“还在一品香。”我说：“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把她接出来！”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住户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冲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我这头一直警惕着臧卓的报复，可是事情也巧，我后来落水替汪伪做事，此臧卓也投了伪，成为苏北孙良诚部的参谋长，仍是中将，我们见过面，大家心照不宣，一场惊险就这么过去了。 张家的“总管”吴鼎昌 张家在北方实业界有许多投资，但最重要的是盐业银行。该行三百万股本中，张家就占两百万。张伯驹一生中捧角、唱戏、收藏、交友，甚至遭受绑票，都与盐业银行有直接的关系。而盐业银行之所能从一个普通的商业银行，一跃而为“北四行”之首，而“北四行”又向南方发展，在上海的南京西路造起了当时的中华第一高楼国际饭店，都与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有着直接的关系。吴鼎昌是贵州人，以善于理财出名，说起他的“出道”，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说是当年吴曾参加过同盟会，与梁士诒熟识。他在日本留学后回到北京，托梁士诒帮他找事做。当时正是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当权的时候，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梁对此很有信心，说是此事包在他身上，不日他就在大总统面前推荐吴。袁世凯求才若渴，听梁说有个人才从日本回来，马上约时间召见。袁世凯一天不知要见多少人，那天吴鼎昌被排在第一个，两个人畅谈了两个小时，吴纵论天下大势，并提出了他本人的理财构想，博得袁世凯一阵叫好。可是回去之后就此没有音讯了，吴住在广西会馆一待就是一个月，实在熬不住了只好再去找梁士诒。梁听了吴的说法似乎还有点不相信，说是明天我去中南海帮你问问。梁在袁世凯面前一问果然问出了名堂。袁世凯对梁说：“吴鼎昌这个人我谈过了，谈得挺好。可是此人你敢用而我不敢用。”梁问何故，袁说：“你看此人，有两条：一是嗓哑无音，二是脑后见腮，所以不敢用，不敢用！”梁氏大悟，知是袁氏的相面术在作怪。他当然不便把原话对吴直说，可是日子长了还是传到了吴的耳朵里。等吴后来“得发”之后，就常以此为乐子，就说“连项城都不敢用我”！所谓“嗓哑无音”“脑后见腮”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相面术语。袁世凯更容不得“脑后见腮”的人。因为那“腮”据说就是古人讲的“反骨”，以后要反叛、造反的，所以犯了他的忌。然而那位没长“反骨”的梁启超后来却反对他称帝，而长着“反骨”的吴鼎昌却拥护他称帝，袁死后，还出任了中国银行总裁、盐业银行总经理，这两个银行都是大清帝国、忠臣武将的“遗产”，在吴鼎昌手里办得红红火火的。由此可知袁氏的相面术，也有失误的时候，此为后话。 张伯驹、潘素、李苦禅、王雪涛等合作 大少爷办银行有钱不赚 张家的盐业银行是“北四行”中最殷实的一家，成立于1915年。该行的特点是业务量最小，员工最少，员工的工资最低（一般行员每月三十元，营业部主任八十至一百元，副经理两百元左右，经理三百元，张伯驹这个总稽核也不过三百元，而其他银行的经理月薪都是五百元），但他们赚钱最多，发展最快，影响力也最大，所以能在银行界呼风唤雨。盐业银行这种以少胜多的优势，首先得助于其社会背景的特殊。袁世凯、张镇芳在北洋集团及晚清皇亲国戚中的政治影响，以及与北洋实业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本身就是无形的巨大资本，华北各省的督军、护军使、旧官僚，多为袁过去的同僚或旧属，而且洋务运动以来开办的北方大型官商企业，如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厂、唐山纺织公司等，其股东也都是晚清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如大总统徐世昌、徐世章兄弟、两江总督周馥、周学熙父子、大学士孙家鼐的后代孙多森、孙多钰兄弟、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那桐、江西督军陈光远，等等，他们都拥有大量资财（陈光远手里仅两张定期存票，然每张都是一百万），视盐业银行为自己的银行，都是该行长期的固定客户，有的后来退出政坛后，晚年就靠银行利息过日子。当时币制稳定，靠利息收入维持生活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存款额既大而且又固定。那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代理国库，但是由于时局关系，袁世凯曾下过停兑的命令。然而越是下令停兑，就越是刺激了挤兑风潮，所以信誉很低。而盐业银行是商业银行，办事一向一板一眼，从不做冒风险的事，又有政治背景，所以中、交两行越是发生挤兑风潮，盐业银行的地位越是稳固，吸引的存款也就越多。除此之外，张家还掌握着盐业领域的广泛的关系网。张镇芳本是盐商出身，在河南就管盐，曾出任过北方最大的盐官：长芦盐运使。那时不管是管盐、卖盐，运盐还是贩卖私盐，没有不发财的。因为晒盐成本低，家家户户又离不了，市场极大，一个地方的盐运副使，动辄一年也要赚上十万两银子，何况气焰熏天的张家！所以各地的盐官、大盐商，与他不是同僚即是拜把兄弟，存款自然也都送入盐业银行，此为该行实力过人的又一因素。有一个时期，盐业银行根本不用动什么别的脑筋，仅仅在盐业圈子里吸收存款和放贷，钱也稳赚。1917年张镇芳参与张勋复辟，当了几天张勋的内阁议政大臣和庋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被捕入狱，1918年出狱后虽仍任盐业银行董事长，但只挂个虚名，直至1934年在天津去世，而张家在盐业银行的事，就由张伯驹以常务董事的身份料理。张伯驹是大少爷办银行，他根本不会也不屑于去动赚钱的脑筋，他认为只要守住家业就行了，一味钻到钱眼里太俗气。明明人家告诉他，应当买公债了，买公债就赚大钱，他无动于衷；人家又告诉他外汇的比价有较大的波动，应当抓住机会做外汇，他也听之任之。银行可以发行钞票了，明明可以发行几千万，他只同意发行五百万。他觉得他银行里有五百万资本，他就发行五百万钞票，多一张也不发，万一人家储户要求兑现，他完全能够兑付，不用担心事。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傻子办银行，因为任何一家银行发行钞票，发行量起码都是股资的一倍。中国实业银行只有三百万股资，而钞票发行达三千万，仅年利息就是三十万，而张伯驹就是惯于我行我素，按兵不动。而且，人家办银行多是老板自任总经理，而张伯驹就盐业银行最大的股东，总经理却叫吴鼎昌来做，自己当个总稽核。而实际上这个总稽核也不想做，只是没办法，必须要在行中做点事。好在他有三个得力助手：杨西铭、陈香雪和白寿芝。白寿芝负责处理他的公文、信函，杨西铭和陈香雪具体查账。这两个人既是他的业务帮手，又是他唱京戏的好搭档。杨西铭唱扫边老生，陈香梅唱花脸净角，他们常一起登台演唱，是一组很有趣的主仆关系。这两个人扛着张伯驹的大牌子，查起账来铁面无私，认真得很，但吴鼎昌也不怕你查。吴鼎昌办事一向顶真，又有开拓精神，生活上也很严谨，一生不纳妾，从不多拿一个铜板。所以张对吴也很尊重，互相处得挺好。张从来不干涉银行业务，吴鼎昌有什么事来找他商量，他只管一百个点头即是。其实张伯驹不仅是对吴鼎昌好，他对谁也绝没有大少爷的架子，从发不脾气，喜怒哀乐也不显于形，高兴时最多咧咧嘴就算是笑了，但绝不会笑出声来。我大哥孙仰农就说他是冷血动物，因为他经常是面无表情的，谁也不知道他在想啥。多亏盐业银行有吴鼎昌来负责主持全局，后来在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又拓展了地产部、证券部、轮船公司、保险公司、同时做外汇和仓储业，又联合了金城、中南和大陆，组成“四行准备库”和“四行储蓄会”，形成一个北方金融界的垄断财团，终能与江浙财团平分秋色。如果真让这个不愿赚钱的“大怪”来主持的话，盐业银行还不知是个啥样子。 最后的风流名士圈 张伯驹既不热衷于名利和官场，那他整天干什么呢？原来他有他的生活轨迹，他整日沉湎于诗词书画和京剧艺术之中，所交往的人多为文人墨客，而且是“名士”类型的，跟他那叛逆个性相投缘的文人骚客。其中以方地山（扬州人，人称“大方”）、樊樊山和袁克文，在一起“泡”的时间最多，戏剧界过往最多的是余叔岩。政界人物中，他与张学良、宋哲元、蒋鼎文都有交往，但闭口不谈政治。他们曾拉他去做官，他避之唯恐不及。樊樊山、方地山和袁克文都以诗词饮誉当时，有极好的国学根基，又是有名的没落分子。樊樊山是光绪年间进士，曾出任陕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师事过张之洞、李慈铭，辛亥革命以后看破红尘，再也不愿过问政事，以诗词、骈文自娱，曾有前后《彩云曲》，以吟咏赛金花事迹而久负盛名。方地山更是个不拘形迹的怪人。平时不刮胡子不理发，像个“野人”，但却是出名的国学大师。诗词均在张伯驹之上，出口皆是上品。袁克文更是个风流才子，晚年在上海靠卖字为生。他们这些人都是不事生产，整天生活在他们那虚无缥缈，但自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幻境里。名气大了，社会上的人也就买账，有人自会送钱给他们用，有的军阀仰慕他们的才气，也会遣人送钱来。他们呢，有钱就花，没钱就借，再不行就卖卖当当，有时当了东西再去救别人。然而生活再窘迫，诗酒菜饭，风月场上，他们是不会耽误的。张伯驹和他们“泡”在一起，自然是他掏钱的机会多，然而这个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却给张伯驹带来无穷的愉快。袁克文在天津有一个相好，大家唤她叫“大姑”，名士们常一起去她那儿“打茶围”（喝茶聊天），“大姑”和这帮人相处久了，也沾染了不少“雅气”，常向他们讨字。张伯驹很随便，有时拿一张香烟纸翻过来就凑成一副对子；方地山更随便，在报纸上边也能写；而袁克文却要求很规范，必须把纸墨侍候好了才动手写。有一次“大姑”要袁克文写字，纸墨都备好了，袁克文见方地山在，说是有“大方”在我的字怎么拿得出手，于是推叫方地山写。方地山毫无迟疑，举笔立就：“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雅而不俗，意味深远，既表明了一种生活态度，又把“大姑”给恭维进去了，而且恭维得十分巧妙、恰当，没有肉麻的感觉。那时袁克文长时间住在“大姑”那儿，可是时间久了总也不是回事，毕竟他有身份，还有个家呀，所以大家都劝他回家。一次“大姑”又向他讨字，他正在考虑去留的问题，于是挥笔即成一联：“都道我不如归去，试问卿予意云何？”对仗工整而意境全出，既反映了无限惆怅的心境，又把现实中的难题推给了“大姑”，令人感到余韵缠绵无穷。张伯驹就生活在这么一个特殊人物的圈圈里，对于名利场上的是是非非自然就不屑一顾了。他与京剧泰斗余叔岩的交往，亦是民国艺坛上感人至深的一段佳话。余叔岩不仅演技高超而且个性倔强，是个连杜月笙都敢得罪的人。那年杜月笙家在浦东的祠堂落成，他准备花一百万元大搞庆典活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要请来天下所有名角，唱上三天堂会，来一个空前绝后的南北名角大会演。这样一个号称“全国最高水准”堂会，自然不能缺少余叔岩。少了余叔岩，这个“全国最高水准”就要打折扣了。可是当时余叔岩已多年不唱了，一来因为身体不好，二是噪子“塌中”即“倒噪子”了，能不能唱好自己没有把握。按说，余叔岩即使“倒噪子”也是能唱的，因他功力实在太深，嗓音清亮不足了，但还有淳厚的一招呢。但他珍惜名声，生怕万一唱砸了，一生的名誉就完了，所以就婉言谢绝。谁知杜月笙不肯罢休，三次派人到北京游说，最后一次是来威胁的，意思是：“你今后还想来上海唱戏吗？”余叔岩也是个犟牛，立马回话：“我今后就是不去上海唱戏了，行不行？”这话是事后我亲耳听余叔岩讲的。那时候戏剧界还真没有敢这样冒犯杜月笙的。最后杜月笙也毫无办法，三天堂会无奈地缺了余叔岩，“三足鼎立”（杨、余、梅）缺了一足，那股闷气就没法子说了。从此余叔岩真的就再没来过上海。余叔岩对张伯驹却言听计从。这不仅是张伯驹本身具有极高的京剧艺术修养，曾为余纠正发音（余关于音韵学方面的知识是跟张伯驹学的），主要对其人格非常佩服，意趣十分相投。抗战之前一年，北京的地方官宋哲元要为母亲庆祝80大寿，想演堂会请余叔岩主大轴又不敢去请，怕被打回票很没面子，于是在张伯驹面前透露了这层意思。张伯驹与宋哲元私交挺好，就去为之说项。余叔岩说：“你来说，我总不能不唱呀！”堂会安排在中南海居仁堂，是一个月以后的事，而余叔岩自答应下来的那天起，就组织他的旧班底钱宝森、王福山、杭子和、朱家夔等和场面练功排戏，练习了一个月才去登台，唱了一出《打棍出箱》，自是大获成功。由此可见他们的个性和交情。（关于张伯驹与余叔岩的交往，故事还有很多，我将另撰《梨园掌故》一文详叙其事。） 潘素 夏山过雨 李祖莱策划绑票美梦落空 抗战爆发后，北方相继被日本人所控制，北京、天津的各大银行，中心纷纷南移，到上海的租界里再谋发展。吴鼎昌去了内地，先后担任了国民党政府的实业部长、贵州省政府主席，在盐业银行的总经理职位虽然未辞去，但遥控指挥毕竟有诸多不便，况且上海分行的经理陈介（蔗青，留德学生）已去任驻德大使，银行各方面在人事上就必须有个大的调整。吴鼎昌既离开北京，北京总行的力量首先要加强。总行经理岳乾斋是个老北京，是大清银行的旧人，他与琉璃厂的大古董商岳彬（新中国成立后死在监狱里）关系很深，可能是本家，所以对文物古董也很在行，开了不少铺子，收藏丰富。他和溥仪的岳父荣源是兰谱兄弟，因此与清朝遗老中的亲贵也有广泛的联系。北京总行开张后仅通过他的关系，就获取了不少利润。可是岳乾斋资格虽老，具体办事尤其是掌握全局的本事却不大。北京总行上面还有总管理处，吴鼎昌任总经理，有吴在北京，岳乾斋的日子还好过，吴这一走，北京行的力量就需加强。适逢原任北京行的副理王绍贤调上海后，因做外汇生意大亏其本，折了一百多万美金，威信大降，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再调回北京，仍与老搭档岳乾斋配合工作。同时调上海分行的经理朱虞生（邦献）去北京实际主持工作，名义上虽没有总经理的名分，因为人事上不容易摆平，但具体业务上是代吴鼎昌行使职权。这样一来，北京行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然而北京行的问题解决了，上海行的力量又单薄了。朱虞生任上海行的经理非常得力，在上海滩很有身价，也是个有名的收藏家，他作风扎实，不爱张扬，不露富，不愿出风头，有好东西还怕人家知道，属于江南两大金融帮中的扬镇帮（扬州、镇江）的人，不仅做银行很内行，而且学问、气度都好，国学底子很深。他调走后行里只剩一个副经理肖彦和与襄理李祖莱。这个肖彦和是个有名的大好人，类似一个看守经理，主管安全保卫和总务，平时对行里的业务是不管不问的，外号叫“肖死人”。而襄理李祖莱则是个头脑活络的人，他同时还兼任营业部主任、主管会计、出纳等要害部门。任何一个银行的营业部主任都是选精明能干，能独当一面的人担任的，况且李祖莱又是宁波小港李家的人，社会上联系广泛，能够吸收存款，所以朱虞生一调走，他的地位就很突出了。按照他本人的想法，这时应当把肖彦和升为经理，而他李祖莱当升上副经理了，他觉得除此安排之外，吴鼎昌已拿不出别的招数了。谁知吴鼎昌根本看不上他李祖莱，因为他与汪伪的“76号”有勾结，跟吴四宝、李士群等人打得火热，白天在行里上班，晚上就泡在了“76号”里。李士群和吴四宝，一个是特务，一个原来是汽车司机，对做生意赚钱一窍不通，而“76号”经费不够就需要做生意积累资金，扩张实力。这时，李祖莱就充当了他们的财务主谋，帮他们办“三产”，而且是通过他们的太太出面。太太们并没有不见钱眼开的，于是办起了许多酒店和公司。位于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青海路路口的美华酒家就是“76号”开的饭店，李祖莱当经理。他与“76号”一勾结，在银行界就失去了很多人心，人家只能对他畏而远之。为了维护盐业银行的名誉和地位，吴鼎昌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提拔他担任副经理呢？所以，吴鼎昌找到了张伯驹，请他“出山”，到上海去以总稽核身份兼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开始他不愿去，因他久住北京，在北京不仅人熟地熟，还有他那一帮子名士朋友，他原本各种活动也忙得很。吴鼎昌对他说：“你若不去，那叫谁去呢？”他想了想，确实也没有什么人的能调了。天津行那头也很重要，不能拆东墙补西墙。于是，他只好自己走马上任来到上海，谁知竟遭了绑票。张伯驹到上海先找到我，说是这次不是来玩的了，是来上海当银行经理。我吃了一惊，因为那时已是汪伪时期，在上海做事要么要与汪伪取得某些妥协，要么就要受到种种威胁，这个时候做事是很危险的。当时我已落水帮周佛海办银行出任伪复兴银行行长，还兼任了周的秘书，我觉得你张伯驹何必呢？你一介清流名士当着，于家于国都无愧，若在上海时间长了，弄出些讲不清楚的是非来如何是好！我说：“你为什么要亲自来？你何必呢？”他说：“我不亲自来怎么办呢？我家那么多东西都在银行里，交给那个赖家伙（指李祖莱）可怎么好！老弟你帮帮我吧。”我后来倒真的帮了他一个大忙，即把他从吴四宝的手里救出来。张伯驹到上海当分行经理，自然就挡了李祖莱的财路。他眼看煮熟的鸭子又飞了，于是怀恨在心，通过他与“76号”的关系，策划了一场惊人的绑票事件。张伯驹在上海没有私人住宅，有一段时间住在江湾的盐业新村（盐业银行的房产），后来觉得进出太不方便，就住进陕西北路培福里一个姓牛的同乡家里。他这个同乡在上海做牛皮生意，很有钱，房子很宽敞，张伯驹遭绑架即是在那儿。那天早晨张伯驹去银行上班，刚走到弄堂口，迎面上来一伙匪徒，抓了人即扬长而去。邻居见此情景，忙去告诉潘妃。潘妃一听吓傻了，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跑到我家来。当时我已去上班，吴嫣在家。吴嫣一个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是伯驹出事了，张太太也在这儿，叫我赶紧想办法。我放下电话赶回家里，潘妃已哭得说不出话来，一见面就向我跪下了。我急忙扶她起来，嘴上安慰她不要着急，其实自己还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吃过中饭我分析来分析去，想想伯驹在上海并无什么仇人，只有盐业银行的李某，伯驹一来就挡了他的升官之路，或许是他恼羞成怒，来加害伯驹的。于是我一个电话打到盐业银行，接电话的正是李祖莱。他极为聪明，主动提起伯驹被绑的事，装作很着急的样子。我正色告诉他，伯驹是我的拜把兄弟，这件事我要管一管，请行里也配合一下，意思是告诉他，我正在帮伯驹的忙，而我的后台是周佛海，这一点他是清楚的。放下电话我又通过其他渠道打探，结果不出所料，事情正是“76号”干的，而幕后指使者是李某。他们用一特制的车子，把车中间部位掏空，腾出一个能躺一个人的位置，把伯驹正好塞在里面，躲过了租界警察的检查。第二天，潘妃接到绑匪的电话，说是要两百根大条（十两一根金条），否则就撕票。这下潘妃更急了，不停地哭，吴嫣就安排她暂住我们家里，以防不测。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不敢撕票的，只是钱和时间的问题，因为我已经向周佛海汇报了此事。 二十根大条“捡”回一条命 周佛海那时在南京，每周周六回上海。张伯驹出事后的第一个周六我见着周佛海，讲完银行的事，就把伯驹的事讲了。周听了先是一怔，忙问：“谁干的？”我也毫不客气地把“76号”捅了出来，并谈了我的分析，我认为此事一定与李祖莱有关。当时日本人虽然还未进入租界，但局势已非常紧张，北方的大银行纷纷南下，到上海的租界里谋一立足之地。周曾给我一个任务，叫我联络银行界，稳定人心，以便稳定南方的金融秩序。而此绑票事件一出，我认为势必造成人心惶恐，况且盐业银行财大势大，张伯驹又是知名人士，此事若不妥善解决，银行界必视上海为畏途，人家不敢到上海来了。于是，我力促周佛海亲自发话。周听了我的分析后皱着眉头说：“简直胡闹！叫李士群赶紧把此事了掉！”他后来给李士群挂了电话，追问李士群是怎么回事。李士群可能当时真的不知道详情，就说一定查一下，如果有此事一定抓紧解决。既然周佛海发了话，我等于有了尚方宝剑。一方面我叫潘妃要与那些敲竹杠的绑匪保持电话联系，不妨可以讨价还价，拖延时间，以利我有时间与李士群、吴四宝、李祖莱周旋。在此过程当中，李祖莱眼看窗户纸已被捅破了，他躲在幕后躲不住了，就直接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是叫我不要管这些闲事了，语气一半是劝说，一半是威胁。我那时年轻气盛，本来就爱打抱不平，这次搞到我要好的拜把兄弟头上了，我岂能坐得住！我跟他讲：“你老兄帮我找老吴（指吴四宝）说说，请他一定帮我个忙，至于‘铺路’的事，咱‘光棍不挡财路’，一切由我负责，请他放心好了。而且我们孙家也是盐业银行的股东，自己家里的事自己不管谁管？请你老兄帮帮忙吧，现在大家手头都不宽裕，卖我个面子吧！”他们要敲诈两百根大条，我只答应十分之一，李祖莱自然是一肚子气。但李士群已向周佛海保证查清并了结此事，他也没办法。况且两百根大条对于“76号”来说，根本就是区区小数，李士群、吴四宝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这次绑票的实质并不在于钱多少，而是李祖莱为出一口恶气，因为假若张伯驹不来上海，他就可以升副理代理行务了。但他没想到这次与他绑方液仙不同，他遇上了克星。我之所以认为要给他二十根大条做交换，主要是怕他手下的那帮亡命之徒撕票。他们忙活了一阵子一点好处也没捞到的话，也容易出事，所以还得预防他们一手，给他们点好处，免得弄得太紧张了，反而坏事。后来我也知道了，那天带人去培福里的，是吴四宝的得力帮手张国震。此人是吴四宝的徒弟，吴四宝是行动大队长，他是中队长。此人最后的下场也很戏剧性，是被“76号”他们自己人打死的。我又给李士群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请他从中帮帮忙，尽快把人放出来，而且对他明言：“‘光棍也不挡财路’，这个我懂，不会让兄弟们太吃亏的。”他说他要了解一下，然后再给我回话。第二次我又打电话过去催他，他说情况已弄清楚了，他一定帮忙。这样我就放心了，接下来就是具体送金条的事了。我叫潘素与我统一口径，她那头跟绑匪对话，也一口咬定只有二十根大条。李祖莱真是个狡猾的家伙，他眼看不能不放人了，就又要了一招，把“票”转移送人了！继续关下去也不可能，上司不允；放了吧，太失面子，又不甘心，于是把伯驹送到浦东，当人情送给了林之江和丁锡山。这个林之江当时是伪军四师师长，部队在浦东。他的部队在市区有办事处，也在万航渡路，与“76号”斜对门。此人后来投奔共产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张伯驹被带到浦东后，关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林之江派人来接头时，我拿出二十根大条给吴嫣，由吴嫣交给潘素，并由吴嫣陪同潘素，把条子送到接头点。送去两三天后伯驹就回来了。原来他发现看管他的人突然都不见了，他就跑了出来。我们见面时觉得他比原先胖了些，可知在这一个月当中并没遭皮肉之苦，只是脸上多了一个疤，那是生了一个疖子化脓而致。伯驹为了感谢我，拿出他的一件宝贝藏品北宋蔡襄自书诗册送给我。我怎么能收呢，那时他人刚回来，惊心未定，最要紧的是要回北京去，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况且我知道，这部蔡氏诗册是他花四万五千块钱买下的，当初是清宫秘藏，在溥仪未被赶出紫禁城时，就被太监偷出来卖了。萧山朱翼庵从地安门市肆购得。朱氏夫妇去世后，其后代为筹营葬费才卖出来。梁鸿志已出价四万元，伯驹出价四万五千元，终于收归己有。这样一份千年瑰宝，伯驹爱之尤深，我决不能拿人之所爱，遂坚拒之。后来这件宝贝与世传最早的法帖《平复帖》等国宝一起，在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由伯驹夫妇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了。他们夫妇在我家住了几天后回到北京，从此再没来过上海。 潘素 溪山秋雪 书画收藏第一家 伯驹是我国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的收藏活动始于1926年。他曾说：“余自三十岁至六十岁，三十年中收蓄，亦忝到收藏家之列，为诸公殿。”他收藏的历代法书和绘画作品不求量多，而纯以质精取胜，一般藏品，他根本看不上眼，即便如此，1960年，他在自编的、反映了他一生主要收藏成果的《丛碧书画录》中，也著录了历代名画、法书共计一百一十七件！张氏一门祖上就富收藏，他的祖父对古玩有偏好，喜欢珠宝玉器，古董丰富，到了他父亲时代，更是日进百品，堪称丰富。张伯驹从小读私塾，与袁世凯的几个公子都是同学，古文底子打得很扎实。所以他继承了祖上尊古崇古的家风，对古董亦一往情深。面对那些千百年来列祖列宗递传下来的珍贵文物，他总有一种传薪的责任感，不过他的“口味”与老辈人有所不同，他注重碑帖字画、古籍善本。他要么不买，要买就买那些真正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传世珍稀。不少豪门子弟的“豪气”，往往表现在一掷千金的狂嫖豪赌上。而伯驹的一腔豪气，则在收藏上挥洒得淋漓尽致。伯驹最富盛名的收藏，是得之于恭亲王奕诉的孙子溥儒（心畲）的天下第一墨宝——《平复帖》，和抗战胜利后，从长春的宫里散出来的天下第一名画——《游春图》。《平复帖》是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261～303年）所写的一封信牍，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迹，历朝历代都奉为至宝。宋徽宗亲自金书标题“晋陆机平复帖”，信札卷后有董其昌、溥伟、傅增湘的跋文，上面钤有唐殷浩印、宋“宜和”“政和”、双龙玉玺及明代韩逢禧父子、张丑和清代梁清标、安岐、成亲王永王星、载治等人的鉴藏印，共有几十方，可谓朱印累累，满卷生辉，被天下视为“墨皇”。此帖到了清代中期雍正时代，是雍正的皇后、乾隆的生母圣宪皇后的柜中之物。她后来将此帖赠给了成亲王永王星，后来又归到恭亲王奕訢之手。这个恭亲王就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曾帮助慈禧太后发动祺祥政变，后来主持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国的第一个外交部）的“鬼子六”。从他手里再代代相传，传到了他的孙子溥儒手里。张伯驹第一次见到《平复帖》是在一次“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上，从此知道此帖仍在恭王府，于是就留心它的动向，因为进入民国以来，清朝遗老遗少几乎无不在靠变卖旧物度日。1936年，溥儒所藏的唐代著名宫廷画家韩斡的《照夜白》图卷被上海的古董商叶某买走，而叶某是专做欧洲生意的大古董商，伯驹担心《照夜白》的下落，从上海急函当时的北京政府主管宋哲元，声述此卷文献价值之重要，请其查询，勿任出境。可惜为时已晚，《照夜白》已被叶某携走，转售英国。此事令伯驹即刻联想到了《平复帖》的安危，他深恐再被沪估弄走，于是就请阅古斋古玩店老板韩某前去与溥儒商量，如果愿意出让，他愿收买；如果需要用钱，亦可将此帖抵押在盐业银行，切务使之流出国外。韩某从恭王府回来说：“心畲现不需钱花，如果出让，价二十万元。”伯驹自觉现款有限，无力能得，估且先聊备一案，免使沪估捷足先登而已。第二年，叶恭绰（遐庵）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通过张大千向溥儒传递心声，愿以六万元求让《平复帖》，而溥儒仍索价二十万元。没过多久，卢沟桥事变爆发。这年腊月二十七伯驹回北京过年，在火车上遇到大藏书家傅增湘先生，闲聊当中，知道溥儒正遭母丧，需款正急，而银行提款又有限制，故困难重重。伯驹立即建议，如将《平复帖》押在银行，即可得万元。傅增湘先生好心地前去为之说项，第二天就回话过来，说是现要只要价四万元了。何不径直买下来算了，何谈抵押？此议张伯驹正求之不得，急忙备了款，请傅先生送去，帖亦由傅先生持归，题跋之后即送来张府。当时北京有个文物掮客白坚甫，听说此事为此已晚，原来他也盯上《平复帖》多时，准备买下后转售日本人，说是“二十万价殊为易事”。抗战期间北京沦陷，伯驹蛰居四载后携眷入秦，为安全计，将《平复帖》藏在衣被之中，虽经离乱跋涉，此帖始终未尝离身，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捐献给国家。隋代画家展子虔的存世名作《游春图》，是我国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幅绘画作品，卷前有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题签，后有元冯子振、赵严、张珪、明董其昌、清乾隆帝等人题跋，钤有宣和内府诸玺、清廷内府以及明清诸位大收藏家的鉴藏朱印，《石渠宝籍》《云烟过眼录》《铁网珊瑚》等历代书画著录著作均做了著录，堪称镇国之宝。20世纪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皇帝的时候，带去了一千两百件故宫大内的珍贵书画，此《游春图》也在其中。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人投降，溥仪在仓皇出逃之际，来不及带走许多东西，他在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后，留在长春伪宫小白楼里的黄条封箱，就成了守宫伪军劫掠的对象。然后他们卖给了北京、天津、上海的“古董鬼子”。那时古玩界所说的“东北货”，就是指这一批东西。《游春图》被带到北京后，由于索价太高，一个古董商还“吃”不下，就由琉璃厂的八家古董商“伙”着卖，开价八百两黄金。张伯驹怕被外国人染指，力促故宫博物院买下来，但马衡院长苦于经费无着，故宫员工的工资还落实不了呢，国民党正忙着打内战，全然不顾此事。伯驹无奈，只好亲自跑到琉璃厂，对厂商们说，此卷为国之重宝，有关民族历史文化大业，不能出境，应当顾全民族利益，将其留在国内。“八公司”听了认为此话有理，况且开价八百两黄金，在那内战将起的年头，富贵人家为安全计，亦不敢问津，于是由墨宝斋的老板马宝山出面洽商，以黄金两百二十两定价，愿出让给张伯驹。张伯驹因连收宋元巨迹，手头已拮据，于是就卖掉北京的部分房产，将此卷购回。一个多月之后，南京政府张群来到北京，询问《游春图》事，说是愿出四五百两黄金，然而图已至伯驹处了，琉璃厂老板马霁川等只能后悔莫及。新中国成立后此卷亦捐献国家。 潘素 赵纹 百寿图 告别潘素 我与伯驹1948年北京分手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各奔东西，我于1955年受潘扬冤案牵连被捕入狱（我在40年代中期已参加地下党的工作，40年代末，受扬帆同志的领导），1975年从白茅岭农场回上海后，身上一无所有，生活非常困难。那时我的有些朋友因怕受到牵连，见了面也装作不认识；有的亲戚见我上门，说要去派出所报告。而伯驹远在北京，一听说我出来了，立即写信来，而且寄来四十元钱。他那时已是中央文史馆馆员，虽然有了固定的收人但也不富裕，他估计我生活有困难，就主动寄钱给我。我收到这四十元钱，真觉得比当年我救他时那二十根条子还要值钱百倍，因为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呵！第二个月他又寄来四十元，后来因为我与海外的亲戚联系上了，海外有钱寄来，我就去信请他不要再寄了，然而他的情谊我是一辈子也不能忘怀的。伯驹后来几次写信叫我到北京去玩，我也极想去见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没想到他于1982年去世了，我为没能见他最后一面而感到终生遗憾！1990年我终于来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北京，第一个就去看潘素。潘素一见我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们聊了很多往事。关于他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情况，都是那次潘素亲口告诉我的。那天她房间里挂了不少画，其中有一幅伯驹画的红梅。我知道伯驹平时爱画兰花，画红梅大概是偶尔为之，应视为珍品。所以潘素要将这幅画送给我，我就没要，请她自己留作纪念。而如果合适的话，我倒愿意收藏一张她本人的画留作纪念。过去伯驹是以冒辟疆自比，而把潘素当成董小宛培养的，所以请了张大千、溥心畲、齐白石、陈半丁等名师教潘素画画。潘素果不负伯驹的苦心，仿宋元山水能得其神韵，到了晚年，所绘青绿山水自成一家。后来，潘素从一只大箱子里拣出她的四幅作品送我，是为永久的纪念。1992年我又去过一次北京，是应文化部门的邀请，为纪念伯驹去录音的。那次与潘素见面竟成了最后的告别。 本文选自《十里洋场的民国旧事》，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