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达：私自的情理——明清祭祀文化视域中的《红楼梦》私祭书写

《红楼梦》中的祭祀场景十分普遍，前八十回中举凡“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第十三至十五回）、“不了情暂撮土为香”（第四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第五十三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第五十八回）、“死金丹独艳理亲丧”（第六十三回）、黛玉七月瓜果祭（第六十四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第七十五回）和“痴公子杜撰芙蓉诔”（第七十八回）等，如果将祭与葬的对象拓展到自然界的物象上，那么小说第二十七回的“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也可以纳入到祭祀场景中加以考察。 孙温绘《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的祭祀书写内容与形式在小说史上都具有创新意义。从篇幅上说，有的祭祀场景如秦可卿与贾敬之祭葬，跨越章回，发展成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性情节单元；有的则点到为止，成为前后情节的映带与陪衬，起到气氛烘托之作用，例如“假凤泣虚凰”和“异兆发悲音”等。 从祭祀形式区分，小说祭祀场景又可作公私之分：有场景是国祭、家祭，故而形式颇为繁冗浩大，偏重仪式性描摹，透过仪式串联起众多小说人物在场景中的行为与活动；有的则显系私祭，甚至是合法性存疑的秘密祭祀，如黛玉“埋香冢”与瓜果祭、“暂撮土为香”、“假凤泣虚凰”和“杜撰芙蓉诔”等。 祭祀场景越私密，越能表现祭祀者的独特生命体验及其与受祭者的情感交流，其间流露出的真情实感是凸显人物风骨气质与呈现小说精神意脉必不可少的侧面。换言之，私祭与私情往往相关，公祭、家祭的对象父母兄弟，皆在礼法规约之内，而祭金钏儿、菂官、晴雯等，乃至祭美人与祭花，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在伦理规范内的“私情”，因此需要“私祭”。这便是“私祭”在小说中存在的合理性，也即宝玉口中的“私自的情理”。 前人关于《红楼梦》祭祀场景的研究，大多着眼于贾府家祭、国祭仪式的满汉之争[1]，以及从文体学角度探讨《芙蓉女儿诔》的生成[2]。事实上，《红楼梦》中的私祭场景在空间之设置、时间之安排调度、祭祀者之设定，以及祭祀仪注与细节之构思等层面，都采用了不同于小说史传统祭祀场景描绘的深细笔墨。 结合乾嘉时代“仪礼学”复兴的思想背景来观察小说，曹雪芹生命意识与艺术表达的特殊性，恰是前人研究尚不充分之所在。理应详加梳理与探究。 黄胄绘 一、“另立排场”：《红楼》私祭空间的设置与场景的成立 谈到《红楼梦》的私祭场景，空间是区隔私祭与公祭的首要因素。庙堂、家祠之类的场所显然不是私祭发生的场域，大观园中、荒野之外方才是私祭场景成立的合适空间。事实上，除去第四十三回撮土焚香祭奠金钏儿，小说中的私祭空间完全聚焦于大观园内。这显然与私祭主角《红楼》女儿的活动空间有关。因此，私祭空间不仅是私祭行为发生的处所，也影响了参与其中的人物关系与叙事氛围。关于私祭空间设置的合理性，小说第七十八回有一段宝玉私祭的内心独白，可称最佳注脚： 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要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蘩蕴藻之贱，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3] 连环画《晴雯》 “世俗之奠礼”与宝玉私人之祭奠最显而易见的差别是前者必到“灵前祭吊”，而宝玉却是“猛然见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说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觉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欲在“芙蓉前一祭”。 宝玉祭晴雯，其要义有二：其一是“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也即内容方面突出祭祀用心之真诚；二是“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不负我二人之为人”，也即祭祀形式方面突出标新立异，新颖别致。 前者与先秦以降直至明清时代儒家祭祀礼仪之规约相一致，而后者则是《红楼梦》小说所着力凸显之处。可以说，小说中宝玉私祭晴雯，不再是一种纯粹仪式化的对逝者的追怀，而成为了熨帖晴雯品格，见证自己与晴雯关系的一种文化活动。 细致辨析，宝玉判定祭奠好坏的标准是发心是否“诚敬”，场景能否“别致”。从表面上看，他是从儒家经典《左传·隐公三年》中找到了依据：心怀虔敬，坑中积水与野生水草也可以奉献王公、献祭鬼神。 但实质上，小说中所描绘的宝玉对祭奠形式之追求，已悄然与清代儒者所探究的以经典仪注为主的丧礼产生了些许不同[4]。换言之，小说叙述者在清代公共祭仪日趋规范化的文化氛围中，特意辟出一片诗意空间，为私祭描写找到了伦理支撑，也为人物情感提供了场域依托。 值得瞩目的是，古典小说中祭祀场景的成立不是一蹴而就的。祭祀场景由公共而私人的切换，既蕴含着叙事者空间设计的匠心，也显现出世情小说祭祀叙事艺术层累的特质。《金瓶梅词话》描摹了大量的祭祀场景，数量与质量皆不逊色于后来的《红楼梦》，然而在私祭场景的营造方面，后者显然更进一步。 《李瓶儿梦诉幽情》 《金瓶梅词话》中较为明显的私祭是第六十五回西门庆夜晚追怀李瓶儿的场景：叙述者选择在李瓶儿二七祭仪结束后的晚上，安排西门庆“不忍遽舍，晚夕还来李瓶儿房中要伴灵宿歇”。“长吁短叹”，睹物思人，叙述自然而然地将场景由公祭切换为私祭。 西门庆夜半的“大哭不止”与日间的“行如在之礼”，可以说都发自内心，使得“丫鬟、养娘都忍不住掩泪而哭”[5]便是明证。 以私祭为视角考察明末清初的世情题材章回小说，会观察到两种有趣现象： 其一，以《醒世姻缘传》为代表，在公共祭祀场景中寄寓特定的私人情感，往往具有讽刺效果。例如小说第四十一回“陈哥思妓哭亡师”[6]场景，然而终无法摆脱公共祭祀场景书写框架，是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滑稽场景，在情感映射方面反不如《金瓶梅》；其二，以《林兰香》为代表，在闺阁家常中涉及私祭所需“淡妆素服”等一应礼俗用品，例如第十八回燕梦卿与香儿、彩云等的交谈话语[7]，但尚未发展出系统性充任情节功能的私祭场景。 申报馆刊本《林兰香》 相较之下，《红楼梦》丰富和发展了《金瓶梅词话》中的私祭场景，不仅创设出私祭空间，供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乃至小人物藕官表现在公共场合不便呈现的性情与气质，而且在公私场景切换的接榫处，也能够体现伏笔照应的映带之致，用戚序本脂砚斋的批评话语表述就是“春云吐岫”[8]。 第五十八回戚序本回前总评曰：“用清明烧纸徐徐引入园内烧纸，较之前文用燕窝隔回照应，别有草蛇灰线之趣，令人不觉。前文一接，怪蛇出水；此文一引，春云吐岫。”“怪蛇出水”“春云吐岫”，皆言伏笔照应之妙。 照应存在的逻辑基础是相似性，然而文本功能却是有差异的。隔回照应的“怪蛇出水”看似突兀，实则令读者恍然之间觉察到情节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建立起照应关系，其叙事目的在于凸显异中之同；而“春云”与“岫”之间是前者映带出后者，二者间的逻辑关联是时常同步出现的两个性质不同的个体，则是同中显异。 因此，清明烧纸与园内烧纸看似同为烧纸，实则因空间迥异，所呈现之人物关系与叙事所指亦皆有不同。若以影视手法相类比，《金瓶梅词话》的表现手法是自然主义的纪实之作，而《红楼梦》则更倾向于表现精心剪辑的艺术时空。 《红楼梦》私祭空间设置在环境方面有着清晰规划安排，大体可以分为园内空间与郊野空间两类，园内空间占绝对多数。的“埋香冢”（第二十七回）和瓜果祭（第六十四回）、藕官的“杏子阴假凤泣虚凰”（第五十八回）和“痴公子杜撰芙蓉诔”（第七十八回）故事发生在大观园内，属于前者；而的“不了情暂撮土为香”（第四十三回）属于发生在郊野空间的私祭活动。 戴敦邦绘《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严格意义上说，私祭空间设置于园内还是园外，主要取决于叙事者对人物关系的调度与安排。大观园中之姐妹难以出园，表达私下情感的处所自然设置在园内较为隐蔽的角落；而贾宝玉是相对的自由身，兼之九月初二这日是凤姐生日，园内人多眼杂，他心里惦记着祭奠金钏儿，叙事者安排在城外水仙庵也是合乎情理的叙事调度。 小说私祭空间的叙述顺序颇费了一番心思，我们不妨以小说第五十八回为例进行分析：首先叙老太妃薨逝，贾府上下有品级的都“入朝随祭”；其次写清明节“贾琏已备下年例祭祀，带领贾环、贾琮、贾兰三人去往铁槛寺祭柩烧纸”；再次才写到“杏子阴假凤泣虚凰”这一情节。 可以说，祭祀老太妃渲染了祭祀的氛围，点名清明节令，既为藕官烧纸提供了合乎情理的因由，也制造了贾府中主子们外出，单留养病的宝玉成为触发这一情节的人物。大观园中女儿世界发生的奇情奇事，必须有合适的空间环境加以安顿。惟此，方能显藕官之痴情、宝玉之熨帖、夏婆子之狐假虎威，乃至大观园中生态环境之恶化。 这其实也为后面十二官与这些老婆子的矛盾进一步爆发，乃至十二官从大观园中驱逐都埋下伏线。同时，藕官的烧纸祭奠也与宝玉黛玉等人的私祭构成意旨上的勾连和照应，并形成了人物设置上的某种镜像效果。 许立绘藕官与药官 不仅如此，如果细读“春云出岫”的私祭场景，我们还会发现空间确立的要素中不仅有照应之处，也需要照应之物。 换言之，不仅从清明烧纸到园内烧纸的时空转换颇为紧要，园内因烧纸而惊起的雀儿也是接续故事的重要功能性物象[9]：从宝玉寻思“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到“正胡思间，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将雀儿惊飞”。场景的微观过渡十分自然，确乎能吓宝玉一大跳。 同样属于前后照应的是宝玉为藕官想出的第二个理由：“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纸钱，不可叫本房人烧，要一个生人替我烧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请了白钱，巴巴儿的和林姑娘烦了他来，替我烧了祝赞。原不许一个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日才能起来，偏你看见了。我这会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 自然勾连起之前叙述的宝玉生病情节，以藕官私自烧纸的罪行赋予了给杏花神烧纸、保佑宝玉的公义性质，可见宝玉在女儿们面前的长于辞令。 同时，杏花意象也非常重要。民国张笑侠《读红楼梦笔记》曾评论道：“杏花开谢，宝玉见了本自伤感，此时又有鸟啼。似宝玉之为人，又何能不增伤心，此处写宝玉之痴呆，文情曲折，令人读之亦当生无限感想。由此又引出藕官烧纸钱，似宝玉之多情人，如何能不护庇。”[10] 《红楼梦》叙事之妙处甚多，其中之一妙在前后映带，左右勾连。环境触发宝玉之呆想，增宝玉之伤心，进而引出护庇藕官，事出突然，却又合乎情理。 谢崇山绘《藕官烧纸》 另外，私祭场景设置的根源是作为祭祀仪式的烧纸行为具有明面上的火灾隐患和潜在的死亡恐惧意味。 第五十八回宝玉看到的藕官私祭场景是：“只见藕官满面泪痕，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火，守着些纸钱灰作悲”。他当下的反应是询问：“你与谁烧纸钱？快不要在这里烧。你或是为父母兄弟，你告诉我姓名，外头去叫小厮们打了包袱写上名姓去烧。” 说明这个私自祭祀烧纸的场景，在宝玉看来，也并非合情合理之举。烧纸场景是人世间与阴间亡灵沟通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场景，其阴森恐怖的象征意味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私自祭祀，还不敢明言祭祀对象，这在夏婆子等大观园中的保守势力看来，就更有几份巫蛊诅咒意味，宝玉身体尚未痊愈，藕官行为自然便成为了大逆不道之举。 然而解铃还须系铃人，最有理由为此事愤怒的宝玉却成为了藕官私祭僵局的打破者。这个场景直到结束也没有出现藕官祭祀的对象，她只是将获知真相的线索告知看了宝玉，引起读者兴趣。王伯沆评曰：“始终不说出，文最有味”[11]。 赵成伟绘藕官 烧纸结束后，宝玉也明白了几分，便问他：“到底是为谁烧纸？我想来若是为父母兄弟，你们皆烦人外头烧过了，这里烧这几张，必有私自的情理。”“私自的情理”成为宝玉与藕官共同的秘密，也是后续情节展开的充分叙事动力。如果以空间设置合理性与合法性而论，“私自的情理”是区分祭祀场景公共性还是个人性的突出指标，也是私祭场景在《红楼梦》中赖以成立的标志。 二、“无可奈何之日”：私祭时间调度与情节安排 如果将空间因素作为私祭的首要考察内容，《红楼梦》私祭的时间设置则紧随其后。细味小说，其私祭时间调度可依据叙事功能区分为季节时令与晨昏设定，前者涉及私祭叙事的整体氛围与意境营造，后者则与私祭场景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安排有关，皆是叙事者精心谋篇布局之心得，不可粗粗放过。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季节时令与私祭的氛围意境之关系。《红楼梦》前八十回中之私祭恰好都设置在春、秋两季，在情感构思上暗合了中国人“春秋荐其时食”的祭祀传统和伤春悲秋的文学传统。 换言之，小说叙述者借助了文学传统中春秋时序容易催动诗人感伤的抒情意象，构思出了黛玉葬花、秋荐瓜果、宝玉焚香、假凤泣虚凰等一系列经典场景。然而，细读之下便会发现，时序之设置也不全然拘泥于抒情传统，更多的是因时感伤，因人设祭，全凭叙述者之安排调度，时与事协，浑然天成。 邮票《黛玉葬花》 小说季节时令的“春”与“秋”，还应当具体分析。先看作为私祭叙事背景的春令。例如第二十八回言明黛玉的《葬花吟》作于“饯花之期”，而第五十八回藕官烧纸“可巧这日乃是清明之日”。 春季在中国人的情感表达中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既可以是“春和景明”的自然礼赞，也可以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哀伤动人，还可以通过饯别花神，表达春景盛极必衰的哀愁，这些情绪在小说第二十八回场景描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小说叙林黛玉“正是一腔无明正未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关于此段宝黛之间内心与环境之描摹，甲戌本脂砚斋评道：“不言炼句练字，只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复推求，悲伤感慨，乃玉兄一生之天性。真颦儿之知己，则实再有者。”[12] 此处，宝黛两位诗人之心，皆感时因事而生情，脂批的“想”就是设想之意。叙事者笔下的春景，其实与春情、春事融为一体。 刘旦宅绘黛玉葬花图 黛玉的私自祭葬落花，是她天然的悲楚敏感性情引发的必然举动，然而设置在春时的“饯花之期”，触发自对宝玉不开门的误会之后，才最能爆发出《葬花吟》中喷薄而出的力量，“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慨叹也才有了坚实情感着落，不致显得空疏浮泛。可以说，“饯花”到葬花、祭花，既是小说中顺理成章的情感流转，也是象征着抒情主人公林黛玉与贾宝玉如春光般短暂的此世情缘。 再谈秋节时令与私祭场景设定之关联。第四十三回点名了“不了情暂撮土焚香”的故事发生在“九月初二日”，后一回又用补叙的手法交代了“今日是金钏儿的生日，故一日不乐。” 然而此处叙述者对于秋令对人物心境之影响表现得不很突出，只在人物对话和叙事中提及“这是出北门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没有可顽的”“一气跑了七八里路出来，人烟渐渐稀少”等语，似乎没有对于节令的明确表述。当然，还有宝玉揣测黛玉的“七月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第六十四回）。 《红楼梦》集中体现秋节风物的是第七十八回的“痴公子杜撰芙蓉诔”。小说还用叙述语言与诔文赋体反复描摹此时此刻的时序： 前有“备了四样晴雯所喜之物，于是夜月下，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礼毕，将那诔文即挂于芙蓉枝上。”后有诔文开篇处即点出三个时令：“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蓉桂竞芳”是三者题眼，多事之秋的隐喻将太平不易之年和无可奈何之日串联起来，为二者的“不易”和“无奈”提供了佐证。接着叙述者在诔文中也详尽摹状了“金天属节，白帝司时”的情境： 桐阶月暗，芳魂与倩影同销；蓉帐香残，娇喘共细言皆绝。连天衰草，岂独蒹葭；匝地悲声，无非蟋蟀。露苔晚砌，穿帘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闻怨笛。芳名未泯，檐前鹦鹉犹呼；艳质将亡，槛外海棠预老。 姚燮《红楼梦类索》 因此，姚燮在评点中将宝玉作诔文的确切时间系年于“甲寅年秋时事”[13]。秋令不仅是木芙蓉花绽放之时，象征晴雯之品格气质，而且也象征肃杀，暗喻着晴雯之死遭受到恶势力的摧残，而作为园中女儿保护神的贾宝玉在“春”时尚且能保护女儿们一时，凛“秋”一至，百花尽调，唯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唯一的结局。 无论“春”还是“秋”的季节时令，在《红楼梦》中的调度价值与象征意蕴同等重要，可以说《红楼梦》的叙述者继承了王实甫《西厢记》杂剧“春秋代序”的叙事模式[14]，并将其扩展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谈完春秋时序与私祭场景之关系，我们再来看看晨昏设定一类微观时间设置方面《红楼梦》叙述者的别致用心。小说中贾府的日常作息，严格依据传统社会尤其是清代贵族阶层的作息制度，虽然也有例外，但基本上遵循着“早睡早起，饔飧二食，歇午为常例，逢节开夜宴”[15]的一套整饬规则。 即便是贾宝玉这位贵族公子，稍有不遵作息制度处，便会遭到林之孝家的一类家人仆妇的规训，警示他决不能学那起子“挑脚汉”。这也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何在贾府礼制约束的缝隙中生存的私祭场景有的发生在上午，有的发生在午后，也有的发生在夜晚，皆有其不得不如此设置的因由情理。 戴敦邦绘金钏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第二十七回黛玉葬花和第四十三回宝玉祭金钏儿都发生在上午，两者一内一外，正可对照。在葬花场景之前，叙述者交代黛玉“因夜间失寐，次日起来迟了，闻得众姊妹都在园中作饯花会，恐人笑他痴懒，连忙梳洗了出来”。 中间虽然有与宝玉、宝钗等人的会面，但等宝玉想起一时不见黛玉而前去搜寻，因“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而想到花冢，伏在山坡上潜听完黛玉的《葬花吟》，到次回开篇二人方才“只见丫头来请吃饭”。 可见故事发生在早间；而第四十三回则更是言明：“天亮了，只见宝玉遍体纯素，从角门出来，一语不发跨上马，一弯腰，顺着街就颠下去了。”在水仙庵祭拜完金钏儿，宝玉主仆用了素菜才进城去了。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饭和菜，皆不是我们今天一日三餐意义上的午餐，而是饔飧二食中的饔食，也即在早上九、十点钟吃的早饭。 小说第五十八回叙藕官清明烧纸祭菂官，则是写明是宝玉“饭后发倦”，接受袭人建议，拄杖靸鞋，在园中所见，微观时间设置当在晌午时分。叙事者如此安排，从宝玉方面讲，是交代他因病未能外出随祭，袭人怕他病中“停食”，因此劝他园中逛逛。 宝玉的病，既是叙述者描写他不跟随外出，“往铁槛寺祭柩烧纸”的原因，也是描摹他饭后外出的充足叙事动力。 澳门邮票宝玉悟情 小说通过宝玉的限知视角，先见园中修竹栽花的众婆子，次与香菱、湘云等玩笑，最后要去看望林黛玉，走过沁芳桥一带，看到“绿叶成阴子满枝”，关注到雀儿在枝头乱啼，进而才留意到藕官烧纸，遭夏婆子斥责的场景。叙述层次井然，毫无凝滞之感。藕官这个平素与宝玉关系并不密切的女孩儿，也因此能够与宝玉建立起坚实可信的情感毗邻关系。 另一方面，从藕官角度说，宝玉的视角由怡红院而沁芳桥，再到杏子阴和山石之后，人烟越来越稀少，也为藕官烧纸私祭创设了合理的时空环境。同时，饭后大观园中正是歇午时间，人烟本就较少，这也是藕官选择这个时间的原因。 如果说白日的私祭是叙述者根据时空约束而创设的情节，那么晚间的私祭则更应该理解为小说家匠心独运的情感氛围。第七十八回宝玉于月夜祭奠芙蓉花神晴雯，是否存在其他时间设置的可能呢？理论上当然也存在这种合理性，毕竟小说中前三场私祭都安排在了白日，但叙述者将此处情境设置为月夜。 首先是秋月当空，与宝玉心境及《》文章内容更为贴合；其次是最为贴合情境的时空设置：前文有叙，宝玉追问晴雯死前言语，小丫鬟见“园中池上芙蓉正开”，便随口胡诌说晴雯做了芙蓉花神。加之宝玉要在芙蓉前致祭是“回至园中，猛然见池上芙蓉……想毕，便欲行礼。”因此，宝玉祭晴雯之处不仅在园内，周围环境也比黛玉葬花之处更为嘈杂，白天是无法行事的。 电视剧《红楼梦》中晴雯剧照 再次，我们考虑到宝玉默祝和藕官心事都是内心默默表达情愫，黛玉葬花也在空旷无人之花冢附近。宝玉在木芙蓉花下诵念的长篇诔文，公然“焚帛奠茗，犹依依不舍”的动作神态，如果不是暗夜杳然，一定会引起贾府管家阶层的注意，最终会传到王夫人耳朵里。也因此宝玉取消了烧纸环节。 最后，更进一步说，叙述者将祭晴雯设置在月夜，正是因为月夜的朦胧笼罩下，人的视觉变得模糊，听觉反而更为灵敏。因此，祭祀完毕后，黛玉在山石背后说“且请留步”以及小丫鬟将黛玉误作晴雯之魂的情节也才稍显合理。由此可见，《红楼梦》所设置之春秋时序与微观时间，皆因时而运事，更以时而生事，进而由这一无可奈何之时转化为不可或缺之境。 三、代祝与陪祭：私祭者的身份替换与叙事补白 《红楼梦》私祭场景的时空属性为人物的登场设置了一个极佳的舞台。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与情感侧面，都借此得以铺展与呈现。然而，私祭者在小说祭祀场景中的多重身份是引人瞩目的一个文学现象。作为主祭者，宝玉、黛玉绝对是小说的主人公，私祭的藕官也可以视作宝玉祭奠晴雯（黛玉）的先声。 《宝玉哭灵》 同时，作为代祝者的茗烟、宝玉和作为陪祭者的宝玉、黛玉及丫鬟，成为《红楼》私祭场景人物关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代祝与陪祭，看似是一种小说人物临时性的可变身份，实则表征着人物平日不易察觉的心像侧影。 首先来分析《红楼》祭祀场景中的主祭者。宝玉和黛玉无疑是私祭场景的绝对主角。在小说前八十回所描写的私祭中，他们分别进行了两次私祭：黛玉先葬花，后以瓜果祭美人；宝玉先撮土焚香祭奠金钏儿，后撰《芙蓉女儿诔》致祭晴雯。 前后呼应，恰好构成叙事复沓结构。而且四次私祭出现的回次分别在二十七、六十四、四十三、七十八，恰好贯穿小说中宝黛爱恋这条主线的主要历程。如果加上作为宝黛之恋镜像出现的藕官私祭菂官（第五十八回），恰好随着宝黛爱恋越稠密，相知越深，私祭行为反而出现得越密集。假凤泣的是虚凰，那么真凤呢？显然也不可能求得心中唯一的真凰吧？ 其次，黛玉与宝玉所祭祀对象，也颇为讲究，黛玉两次私祭，皆非身边人事，暮春之落英与古代之美人，使得私祭行为空寂辽远，不沾染烟火习气；而宝玉所祭祀对象，则两次皆为丫鬟，前金钏儿因他而投井，后晴雯之遣与夭亡，也与宝玉脱不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可以说，黛玉所祭，皆非俗品；宝玉所祭，无外美人。 赵成伟绘金钏 更进一步讲，宝玉爱美人，所私祭者金钏儿、晴雯，皆美人；黛玉也与之相仿佛，所私祭者落花、五美，皆极美好而短暂之鲜活生命。小说第七十回放风筝，也唯有宝黛二人手中皆美人，宝玉因有了替美人寂寞之言论。惺惺相惜，在审美，更在价值观。二人之心心相印，也正在于斯。 再次，我们看祭祀仪式中的代祝者形象。严格地讲，小说中描摹了真假一对代祝者，前者是第四十三回代宝玉祝告的仆从茗烟，后者则较少受到关注，是第五十八回中宝玉为藕官开脱时所找的理由：“替我烧了祝赞”。 两相对照，前后呼应，相映成趣：前者茗烟不请自代，主动“忙爬下磕了几个头，口内祝道”；而后者则本无代祝行为，宝玉急于保全藕官，故意说：“我昨夜作了一个梦，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纸钱，不可叫本房人烧，要一个生人替我烧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请了白钱，巴巴儿的和林姑娘烦了他来，替我烧了祝赞。”夏婆子虽然知道宝玉有意袒护，但宝玉拿老太太要挟她，“说他故意来冲神祇，保佑我早死”。夏婆子也不得不妥协，暂且放过藕官。 在宝玉的这番谎话中，最核心的理由就是代祝，而本来自觉理亏的藕官此时却因为宝玉情急之下赋予的新身份而得到庇护，“益发得了主意，反倒拉着婆子要走”。见微知著，宝玉对园中女孩儿的爱护到了何种程度。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宝玉贴身小厮的茗烟自觉充当代祝者身份，宝玉却是一头雾水的。此处也是小说塑造茗烟形象以及宝玉-茗烟主仆关系的重要场景。小说第四十三回的“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场景中，茗烟通过观察宝玉的举止，准确把握了主人的意图：宝玉“一齐来至井台上，将炉放下。茗烟站过一旁。 戴敦邦绘茗烟 宝玉掏出香来焚上，含泪施了半礼”，庚辰本夹批曰：“奇文，只云‘施半礼’，终不知为何事也。”姚燮则说得很到位：“半礼显然，故焙茗知是姊妹”[16]。民国学人王伯沆也评点曰：“恰好”“然非情烈亦不克当”[17]。 相较之下，姚燮之评“半礼”，最为切当。所祭对象为姊妹通过茗烟猜出，不仅彰显出宝玉祭礼一丝不乱，有着自己的规范，而且也显示出茗烟对主人思想与习惯的熟悉。在茗烟代祝之后，庚辰本脂批有一段经典评论： 忽插入茗烟一篇流言，粗看则小儿戏语，亦甚无味。细玩则大有深意，试思宝玉之为人岂不应有一极伶俐乖巧之小童哉？此一祝亦如《西厢记》中双文降香，第三祝则不语，红娘则代祝数语，直将双文心事道破。 此处若写宝玉一祝，则成何文字？若不祝则成一哑迷，如何散场？故写茗烟一戏直戏入宝玉心中，又发出前文，又可收后文，又写茗烟素日之乖觉可人，且衬出宝玉直似一个守礼代嫁的女儿一般，其素日脂香粉气不待写而全现出矣。今看此回，直欲将宝玉当作一个极清俊羞怯的女儿，看茗烟则极乖觉可人之丫鬟也。[18] 范敏祺等绘西厢记粉彩四条屏 脂批将《红楼梦》笔墨比拟《西厢记》，是有一定创见的，但二者却又不同。 王伯沆评论认为：“茗烟所祝，语语写得恰好，在不贵不贱不亲不疏之间”，又有评道：“隽奴”[19]。隽字下得妥帖，茗烟的祝文不仅在祭祀者身份上新奇，属于代祝，而且在文体上也是文白驳杂，参差互现，非常耐人寻味；在文体功用上更是体现了“不贵不贱不亲不疏”这四“不”原则。 反观小说及诗文中，如此“代祝”，恐怕《西厢记》杂剧而外，亦不多见。从这个角度看，藕官之代祭虽然是“假凤泣虚凰”，但其所发抒之真情却是与宝玉一般无二的，藕官私祭也是道出了宝玉的不可明言的心事。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析《红楼梦》私祭仪式中另一类特殊身份——陪祭者。众所周知，私祭场景因其私密性方具有个人化，才方便传递与表达人物内心隐秘的思想情感。试想以黛玉之敏感聪慧和宝玉之心思绵密，绝不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诵读《葬花吟》与《芙蓉女儿诔》。 然而越是参与者数量少，叙述者在选择叙述视角之时，反而越不愿意用全知视角描摹场景，这一视角不仅容易使得叙事风格显得单调乏味，更重要的还在于限知性代入视角有助于强化私密性空间的营造。 从《金瓶梅词话》创设偷听者潘金莲开始，到了《红楼梦》时代，甚至形成了宝黛互为偷窥陪祭者的模式，即黛玉葬花、瓜果祭和宝玉祭晴雯等对称的著名场景中，其实都存在一双观察的眼睛，遥遥陪祭，而这双视角恰是彼此心中的含情目。 韩敏绘黛玉葬花 具体说来，黛玉葬花和宝玉祭晴雯，都是以宝玉视角为主切入的，然而第七十八回所隐含的山石之后“人影从芙蓉花中走出来”，却正是黛玉。黛玉视角隐含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之中，或曰部分起到了限知的观察作用。 换言之，如果宝玉私祭晴雯的描写没有沾染上黛玉视角之色彩，不可能出现第七十九回开篇处二人商榷诔文“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这样富含隐喻意味的场景了。 更为显著的是第六十四回，叙述者从始至终都没有明写黛玉以瓜果祭祀的场景，只是从宝玉的视角出发，先看到雪雁送瓜果，进而猜想黛玉“春秋荐其时食”，再看到潇湘馆“炉袅残烟，奠余玉醴”，直到黛玉一句回应宝钗的“可欣可羡、可悲可叹”否定了宝玉所有的观察与猜想。 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黛玉的视角，然而黛玉的言语既是对宝玉细致观察的一种幽微的反馈，也是宝玉含情目的最佳注脚——爱恋中的彼此往往会想多，而误读和曲解只能证明爱恋双方对彼此的观察之深细。宝黛互为陪祭者的视角，构成了宝黛爱恋关系中营造深情场景的重要维度。 陈政明绘宝黛读书图 当然，除去宝黛互为陪祭者，小说第七十八回还出现了一位功能性的陪祭者——丫鬟。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宝玉祭奠晴雯场景中，从“于是夜月下，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花前”，直到宝玉“读毕，遂焚帛奠茗，犹依依不舍。小鬟催至再四，方才回身。”再到丫鬟误以为芙蓉花里走出的是晴雯而大叫，这名陪祭丫鬟的叙事功能才告完成。 宝玉祭奠晴雯必须有一丫鬟陪侍原因有三：其一，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四样祭品需要有人捧着侍立，这本是小说家一样笔写两样文字，可以省略的，但因为有了后两点，也不妨为此丫鬟派这项差事；其二，以宝黛对彼此的熟悉程度，宝玉即便黑夜中也不至于认不清黛玉，叙述者借丫鬟之口喊出：“不好，有鬼。晴雯真来显魂了！”坐实了后一回脂批所说：“虽诔晴雯而又实诔黛玉也”的结论；其三，宝玉祭拜完晴雯，久久不能从哀伤中回过神来，故而听了黛玉那声“且请留步”后“不免一惊”是真，吓得大叫则及不符合宝玉此刻心境，也不符合宝玉素来性格。只有用“丫鬟回头一看”后的大叫，才能“唬得宝玉也忙看”。 叙述者如此安排调度，宝玉与黛玉之关系在宣叙与窃听之间才显得愈发浓烈，而丫鬟设置之功用也发挥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四、炷香行礼与枫露之茗：《红楼梦》祭祀细节的文化意蕴 除去时间、空间与人物要素，《红楼梦》私祭场景还包含大量礼仪细节，既可以与清代贵族生活日常祭祀用品相对照，以此窥知曹雪芹私祭描写的叙事意图；又能够通过丰富的祭祀物象照应前文情节，传递深挚情感。祭祀细节可以分为祭祀用品与祭祀仪轨两类： 桑田剪纸贾宝玉 祭祀用品如第四十三回中宝玉反复纠结的“檀、芸、降”和“两星沉速”，第五十八回藕官“手里还拿着火，守着些纸钱灰作悲”，以及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开篇所提到的“怡红院浊玉，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之泉，枫露之茗，四者虽微，聊以达诚申信，乃致祭于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之前”。 关涉到《红楼梦》祭祀细节的文化意蕴，尤其其中的枫露之茗，已有较为丰富的前人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小说私祭叙事细节之引人注目。祭祀仪轨则既反映出清代贵族礼俗，又融汇着叙述者对礼俗之深刻而温厚的独到见解。 先看祭祀用品。第四十三回所提到的“檀、芸、降”和“两星沉速”是指两类香料，前者是名贵的香料，荒郊野外难以寻觅，宝玉只得退而求其次，在茗烟的提醒下从荷包里拿出平日常备的“两星沉速”散香。颇具意味的是，宝玉对此，“心内欢喜道：‘只是不恭些’”。转念一想，这散香是“自己亲身带的，倒比买的又好些”。 《新评绣像全传红楼梦》插图贾宝玉 问题在于，亲身带的比买的究竟好在何处？按照前文提到过的宝玉的祭祀理论，“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处自然是指亲身带的沾染上自己的性格情感，比外面买的显得更为“诚敬”之意。紧接着，宝玉“撮土焚香”面临的又一个难题是香炉和炭火，正如茗烟所抱怨道：“这可罢了。荒郊野外那里有？用这些何不早说，带了来岂不便宜。” 接着，茗烟出主意说水仙庵中有，因而将宝玉祭金钏儿的活动框定在水仙庵时空范围内。纵观宝玉的“撮土焚香”场景，亲身带的散香与庵中借用的炉炭，加上井台儿上的“干净地方儿”，看似极为随意，实则表现出宝玉对死去金钏儿的一片至诚忏悔。 此场景中的两星沉速，也因为亲身带过的情感属性，具备了沟通宝玉与金钏儿，不辜负两人之交谊的特殊使命。 无独有偶，小说第七十八回提到的枫露茶的考证有很多，大体上有三种说法：其一，谐音“逢怒”说；其二，与“千红一窟”遥相呼应说；其三，为枫露点茶之简称说[20]。笔者较为认同第二种说法，《红楼梦》第八回“枫露茶”第一次出现时，脂批曰：“与‘千红一窟’遥映”[21]。枫叶之红色，斑斑点点，极似血泪，既是宝玉素喜之物，也与晴雯悲惨之命运相仿佛。 再谈祭祀仪轨。《红楼梦》祭祀细节还应包括礼仪流程及其所指。回顾“宝玉诔晴雯”场景中所行之礼仪：“先行礼毕，将那诔文即挂于芙蓉枝上”，读毕诔文后，“遂焚帛奠茗，犹依依不舍”。 于水绘晴雯 看似礼仪谨严，实则其意全在于摹情。如果推而广之，将清代贵族礼俗纳入考察，则小说第六十二回宝玉生日礼俗可相对比：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冠带出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五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毕礼，奠茶焚纸后，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回，方回荣府。 先至薛姨妈处，薛姨妈再三拉着，然后又遇见薛蝌，让一回，方进园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着所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李、赵、张、王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皆不磕头。 清代中叶的贵族生日，需要经过“炷香”“行礼”“奠茶焚纸”、祭拜宗祠、拜谢长辈，最后受晚辈之礼，一丝不错。其礼俗细节与祭祀仪式何其相似乃尔。 电视剧《红楼梦》中平儿剧照 小说尤为精妙之处在于，宝玉生日这天在履行完礼仪要求之后，叙述者安排平儿“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万福与作揖叠相礼毕，方道出宝玉、平儿，以至宝琴、岫烟皆是当日生辰，于是贵族家庭刻板的生日礼俗转变成“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女儿狂欢具备了较为充分的叙事理由，也巧妙地将清代贵族公共性礼俗与私人化情感表露有机地融为一体。 关于此段之礼俗与小说人物之关系方面，评点家之说虽纷然，亦有可观者。一向有过度阐释之习的张新之在“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皆不磕头”后，认为：“废礼自王，大书特书”，紧接着贾环、贾兰来拜寿，亦未行礼，张新之又评点道：“无兄无父，总由王命”[22]。 张新之意在谴责王夫人不令宝玉受礼扰乱礼法，毁坏纲常，道学意味颇浓。相较之下，王伯沆评点则反而拈出宝玉生日这日礼俗的人情一面：“礼缘情生，于义亦允。乳母、保母，律有明文也”，他又在平儿来给宝玉拜寿之后评点道：“宝公生日，竟是自尊长以逮平辈兄嫂，都要去行礼。一则因年幼，次亦礼所当有也。至平儿，乃系兄妾，不得作丫头观，故上文亦有‘让平儿’之文。”[23]可见评点者眼中礼俗之兼容性也存在差异。 最后，私祭礼仪场景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讨论的都是《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私祭场景，后四十回的叙述者是如何构思私祭，或者说，如何看待祭祀仪轨的。我们能找到的是第一百四回的一段宝玉和袭人的论祭之文： 改琦绘袭人 （宝玉道）：“晴雯到底是个丫头，也没有什么大好处，他死了，我老实告诉你罢，我还做个祭文去祭他。那时林姑娘还亲眼见的。如今林姑娘死了，莫非倒不如晴雯么，死了连祭都不能祭一祭。林姑娘死了还有知的，他想起来不要更怨我么！”袭人道：“你要祭便祭去，要我们做什么？” 宝玉道：“我自从好了起来就想要做一道祭文的，不知道我如今一点灵机都没有了。若祭别人，胡乱却使得；若是他断断俗俚不得一点儿的。所以叫紫鹃来问，他姑娘这条心他们打从那样上看出来的。我没病的头里还想得出来，一病以后都不记得。你说林姑娘已经好了，怎么忽然死的？他好的时候我不去，他怎么说？我病时候他不来，他也怎么说？所以有他的东西，我诓了过来，你二奶奶总不叫我动，不知什么意思。” 这段对话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不仅在叙事上回应了读者宝玉祭晴雯不祭黛玉的质疑，也用事实回答了续书作者对私祭的态度：“我自从好了起来，就想做一道祭文的，不知道我如今一点灵机都没有了。” 《王伯沆批校红楼梦》 王伯沆的评点切中肯綮：“躯壳虽存何益？”所谓“一点灵机”，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但却也体现出宝玉因父亲贾政回家问起黛玉，自己也想问个究竟的纠结彷徨心态。缺了这“一点灵机”，不仅是宝玉能诔晴雯而不能祭黛玉的因由，也成为“候芳魂五儿承错爱”（第一百九回）的叙事动力。 后四十回中的宝玉非情不深，而是已独存躯壳，不能再续私祭情由了。此处后四十回的叙述者似乎在文本层面向读者昭示：祭文等于祭灵，等于宝玉的灵性，也似乎等同于前八十回作者的天分。 第一百四回回末总评王希廉、姚燮、陈其泰三人也关注此事，亦各抒己见，形成话语竞逐：护花主人王希廉认为：“黛玉死后，若宝玉一哭之后，绝不提起，便与生前情意不相关照。然既与宝钗恩爱，又不便时时刻刻哀思黛玉，故借贾政叹伤，触动前情，想起紫鹃。但竟叫紫鹃未必肯来？即来亦不肯细说，宝玉心事，无从倾吐。因借央恳袭人，复以诔祭晴雯相比，方可描出宝玉深情，即文章烘云托月法。” 由此可知，王希廉对于本回宝玉欲问紫鹃的描写基本满意。大某山民姚燮则大体认同此说，所谓“死者之心，抱恨无穷，生者之心，不能一白。是以宝玉之叫紫鹃，欲于知死者之心，稍舒郁结。此正万不得已之极思也。而袭人又多方挠阻迟缓之，何哉！黛玉已死，即宝玉日日祭奠，曾复何补于事？乃并求如晴雯之一祭而亦不能，则其心更不安矣。非谓一祭黛玉，其心便可放下也。” 相较而言，陈其泰对后四十回中之私祭则颇多批评：“黛玉死后，宝玉欲自言心迹，竟无一人可与言者。即向紫鹃琐琐，亦复赘笔无味。吾意只须于旁敲侧击处，偶一提撮，即已醒豁，不必在正面着笔，为妙。” 桐花凤阁批校本《红楼梦》 可知不惟今人，清人亦对续书作者回避私祭场景的描写提出异议。毋庸置疑，后四十回中私祭场景的悬置从一个侧面表征着曹雪芹对私祭的潜心安排与调度绝非俗手可为，恰如贾宝玉所说：“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 综上所述，私祭是与家祭、国祭等公共祭祀行为有着明显区别的祭祀行为。私祭场景在清中叶世情小说尤其是《红楼梦》中的呈现逻辑与文学表达都与公共性祭祀有着仪轨、构思、叙事功能与文化意蕴上的迥然不同。 《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秋祭美人，宝玉撮土焚香、诔晴雯，以及假凤泣虚凰等经典场景在空间布局、时间设置、身份调度与细节仪注等方面的艺术成就与叙事匠心远迈前代世情小说。 小说家所创设的诗意空间在《金瓶梅词话》中没有出现，《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等世情小说都没有突破《金瓶梅词话》的祭祀叙述框架；戏曲《西厢记》《长生殿》等作品中虽有私祭场景，但其文体创新的自觉意识与文本复杂呈现并没有《红楼梦》中这般突出。 更进一步说，叙述者还有意营造了重情主敬的祭祀氛围，从而自然而然地与清代仪礼学回归传统祭仪的学术倾向相疏离。作为文化现象的《红楼梦》私祭场景，其成立的根本在于宝玉所说的“全在心之诚敬”；而作为叙事艺术的私祭场景，则真正实现了叙述者借贾宝玉之口提出的“别开生面，另立排场”。 曹雪芹邮票 更有趣的是，曹雪芹的私祭艺术实践，在祭祀思想与艺术呈现上与几乎同时而异地的吴敬梓的杰作《儒林外史》形成了文采竞逐。如果将乾隆朝名满天下的纪昀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中众多的“野祭”书写纳入跨文体考察，私祭书写现象会更富有机趣。 《儒林外史》《红楼梦》《阅微草堂笔记》虽然文体有别，但都诞生于乾嘉考据学时代小说知识浓度提升的大背景之下，小说家如何调度知识、思想而为艺术呈现服务，私祭场景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切入角度。当然，明清祭祀文化视域中小说私祭书写的横向比较，那是另一篇文章讨论的范畴了。 注释： [1] 关于《红楼梦》祭祀仪礼的民族属性问题，赵冈的《考红琐记》（台北《中国时报》1980年12月28日）与邓云乡的《<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诸礼非满洲礼仪辨》(《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1辑)这组论辩文章做了深入细致的辨析。后来邓小飞的《“悬影”不是满人礼仪》（《学术论坛》1982年第6期）和夏桂霞、夏航的《浅析<红楼梦>中的萨满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等论文均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 [2] 作为《红楼梦》的经典场景，《芙蓉女儿诔》的诞生在红学界历来备受关注。20世纪70年代末，蔡义江先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对《芙蓉女儿诔》做了深入解析；80年代，张庆善先生在《说芙蓉》（《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4辑）一文中就对曹雪芹将晴雯比拟为水芙蓉还是木芙蓉进行了探讨；林乃初先生的《论<芙蓉女儿诔>的稚嫩美》（《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4辑）分析了该文的艺术特色；从文体学角度看，马凤程先生将《芙蓉女儿诔》与《离骚》进行对照（《<芙蓉女儿诔>与<离骚>》,《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1辑）；新世纪以来，张云先生的《<芙蓉女儿诔>的文章学解读》（《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和王思豪先生的《骚·诔·赋：<芙蓉女儿诔>的文体学演进理路》（《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2辑）分别从文章学与文体学的理论维度审视这篇《红楼梦》“诗赋之冠冕”，尤其是后者认为《芙蓉女儿诔》“打破诔文‘正体’礼制规范”的结论对本文之写作大有裨益。本文由此出发，将《芙蓉女儿诔》的写作情境置于私祭之时空中加以考察，以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 [3]（清）曹雪芹撰、无名氏续：《红楼梦》第七十八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6页。后文引用《红楼梦》原文，不经特殊说明，皆引自此本。 [4] 张寿安对清代礼学及明清礼学转向有过论断：清代礼学家“力斥宋明礼学的‘缘俗’性格”，提倡“以经典为法式”。因此，明清礼学的重要转折是“从‘私家仪注’的‘家礼学’走向‘以经典为法式’的‘仪礼学’。”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5] 兰陵笑笑生撰、陶慕宁校注：《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29页。 [6] 西周生撰、李国庆校注：《醒世姻缘传》第四十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538页。 [7] 随缘下士编：《林兰香》第十八回，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8] 曹雪芹著、脂砚斋评、吴铭恩汇校：《红楼梦脂评汇校本》（下）第五十八回，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48页。 [9] 李鹏飞：《试论古代小说中的“功能性物象”》，《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第119-128页。 [10] 吕启祥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增订本）》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262页。 [11] 张一兵，周宪主编：《王伯沆批校<红楼梦>》第2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2页。 [12] 曹雪芹著、脂砚斋评、吴铭恩汇校：《红楼梦脂评汇校本》（中）第二十八回，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80页。 [13] 曹雪芹、高鹗著；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红楼梦（三家评本）》第七十八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7页。 [14] 李简：《<西厢记>的“春”与“秋”》，《智慧中国》2020年第2期，第84-86页。 [15] 李远达：《“歇午”与“夜宴”：<红楼梦>微观时间设置的叙事潜能与文化意蕴》，《红楼梦学刊》2020年第5期，第76页。 [16] 曹雪芹、高鹗著；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红楼梦（三家评本）》第四十三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1页。 [17] 张一兵，周宪主编：《王伯沆批校<红楼梦>》第2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593页。 [18] 曹雪芹著、脂砚斋评、吴铭恩汇校：《红楼梦脂评汇校本》（中）第四十三回，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65-566页。 [19] 张一兵，周宪主编：《王伯沆批校<红楼梦>》第2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3页。 [20] 原所贤、暴连英：《试考枫露茶》，《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4辑，第78-82页。 [21] 曹雪芹著、脂砚斋评、吴铭恩汇校：《红楼梦脂评汇校本》（上）第八回，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页。 [22] 曹雪芹、高鹗著；护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闲人评：《红楼梦（三家评本）》第六十二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7页。 [23] 张一兵，周宪主编：《王伯沆批校<红楼梦>》第3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