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费晟 ｜ 海洋网络与大洋洲岛屿地区华人移民的生计变化 ——以瓦努阿图为中心

作者简介 费晟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亚太区域史和世界环境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 摘要：大洋洲岛屿地区华人社会最初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后期，主要是近代西方列强在大洋洲进行殖民开发并重组太平洋贸易网络的结果。除了以广东人为主的华人劳工移民外，大洋洲岛国的华人社会主要来自从事进出口贸易及零售业的小型华商群体，他们编织并维持了一个跨度空前的海洋网络。最近三十年，新移民的抵达使得岛国华人社会得以进一步延续和变化。通过在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的田野调查和口述采访，可以发现岛国华人的生计深受国际局势、小岛国内政及其个体能力三个层次的影响，具有突出的外向性与流动性。随着中国在跨太平洋网络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岛国华人移民与母国的互动更加频繁，其生计呈现出更加依赖中国的趋势。 毋庸置疑，我国学界对于大洋洲岛屿地区的历史知之甚少，而华人移民在这个地球海角的经历至今也含混不清。从地缘政治传统看，大洋洲岛屿孤悬于太平洋深处，与中国相去遥远，素来不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对象。这里似乎也不是近代史上华人向海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不仅移民规模小，史事彰显度亦有限。然而以上认识存在片面性：首先大洋洲诸岛是最早接受华人移民的海外地区之一，而且至今还在不断吸收新移民，具有绵长的历史延续性。其次，随着中国大周边外交中大洋洲地位的持续提升，岛屿地区华人移民不仅深受中国发展的影响，更成为我国施展海外影响的重要媒介。更重要的是，大洋洲岛屿地区华人移民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与近现代中国所处的海洋网络的伸展密不可分。在如此浩瀚海洋中点缀着的狭小陆地上，华人移民社会的存续凸显了其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动性的极限，也暗示着一种不同于大陆环境的华人离散经验。本文将在概述大洋洲岛屿地区华人社会发展演变的整体过程后，重点结合在瓦努阿图田野考察与口述访谈的资料，以国际关系研究中所用的“层次分析法”揭示海洋网络中岛屿 华人移民生计的历史变化与意义。 一、海洋网络与大洋洲岛屿地区华人移民社会发展概况 可以确信早在西方殖民者抵达之前，中国与大洋洲岛屿地区就产生了密切联系，尤其是在毗邻东南亚的美拉尼西亚地区。这种交流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朝贡贸易网络的衍生物，比如1605年西班牙航海家就曾经记录巴布亚新几内亚岛附近部分岛屿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说明这里应是“久与中国人通商贸易之地区”。但是，包括18世纪中后期开始兴起的海参贸易在内，此时中国与大洋洲虽然日益同处一个海洋网络，但缺乏直接的人员交流。华人移民成批涌入大洋洲地区并对当地产生影响还是肇始于1850年前后掀起的华工出国潮。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被拖进了欧美列强所构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华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开始根据全球市场需要被调配。太平洋贸易网成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的网络。就具体的移民输出地看，1848年起有确凿证据表明有390名左右契约工从厦门被输送到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但是在1851年澳大利亚爆发淘金热之后，以珠三角地区农民为主的粤籍华人成为赴大洋洲移民的绝对主力，奠定当地华人社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基础。 早期前往大洋洲的华人移民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前往澳大利亚的移民，大多是“赊单移民”。第二种类型则主要存在于岛屿地区，就是以殖民地用工公司直接出面征募的华人劳工。这种形式到1860年代才真正流行，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新约使中国劳工出洋正式合法化，洋商从内地直接征募华工再无顾忌。另一个原因在于太平洋岛屿地区迟至十九世纪中后期才相继被列强正式瓜分和开发，用工需求也就到此时才激增。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岛屿地区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甚为严苛，不通过有计划乃至强征的雇工就很难进入劳动力。近至巴布亚新几内亚，远到波里尼西亚，都以与世隔绝的水域孤岛环境著称，有部分华人可能是经由澳大利亚再移民至周边岛屿，但更多华人是稍晚些时候直接向大洋洲岛屿输出的。移民社会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流动方向也可能多元而反复。显然，如果没有西方殖民者重组、扩大并运作太平洋贸易网络，华人是很难出现在如此边远的海岛的，而一旦形成这种深入太平洋盆地的移民潮，华人也就可以持续利用新兴海上交通条件与殖民地开发的产业契机向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进发。 从1940年代开始，由西方列强主导的海洋殖民网络被打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大洋洲岛屿地区华人社会命运进入一个重要转型期，其在岛屿地区不断聚集甚至局部人数超越原住民的势头被遏转了。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与美拉尼西亚部分岛屿遭受日本侵占或沦为激烈战场，许多华工被迫转移到澳洲或更安全的岛屿，如瑙鲁的华工就被撤离到墨尔本或吉尔伯特群岛。由于契约劳工制度待遇苛刻令人联想到奴隶制，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岛屿地区均放弃恢复这一制度，而由澳大利亚实际托管的岛屿对华人移民也宣布了禁令，由此一来，华人停止了大规模且有组织地向大洋洲岛屿地区移民。 二战后，华人移民在岛屿地区加剧离散，华人社会的分布更为广泛，同时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也刺激了岛屿地区华人移民的本土化。第一代移民只要没有回国，均充分入籍归化甚或与土著联姻。这一方面使得老华侨们在未来独立的岛国社会中普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融洽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华人与中国的跨海联系网络被削弱了。大洋洲岛国中人口最多、华人社区最大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由于多数存在华人移民社会的岛屿殖民地实际沦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托管地，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代表的各托管当局都坚决推行澳大利亚国内的“白澳政策”，即禁止中国人继续移民，结果既有的华人群体不断凋零或为了生存而与原住民加速融合。更关键的是，1949年后国民党政权败撤台湾，而新中国与大洋洲国家迟迟无法建交，因此绝大多数岛屿华人移民被迫中断了与大陆的直接联系，但又不具有“回归”台湾的条件，于是更注重融入当地社会而不是依赖母国维持生计。1950年代末，澳大利亚开始允许在托管地出生的华人入籍。1966年巴新当局统计数据显出总共有2455名居民自认是华人，其中生于中国的华人是566人，但只有282人还保留中国国籍。到1970年代，当时华人社会基本上与海峡两岸的政权都不再有密切联系，其中国认同也进一步淡化。1971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有5万外籍人士，其中华人有3500人，但几乎没有一个还保有中国国籍或出生于中国。到2000年时，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人口普查中不再关注是否有中国人，因为几乎全部华裔人口都已经是巴新籍或澳籍。华人与当地土著通婚尤其推进了华人社会的本土化，对他们而言，是否嵌入一个包含中国在内的海洋交流网络意义不大。 1960至1980年代初，大洋洲多数岛屿地区摆脱托管身份实现独立或自治，这在很大程度导致其移民政策的变化。一方面，尽管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前宗主国继续通过一定的民事援助推动岛屿社会的发展建设，但岛国自力更生的任务艰巨，各国均把发展对外商贸和吸引外资视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手段，这就为从毗邻的亚洲重新输入移民创造了契机。另一方面，从1980年代中期起至1990年代，澳大利亚推动“脱欧入亚”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也使得大洋洲岛国进一步放松了对亚州移民的抵触和管制。这都促成了华人新移民群体在大洋洲岛国的发展，也就是所谓“新华人移民”群体的诞生。 在传统的华人移民史研究中，学者通常将移民分为“过客”（Sojourner）与“定居者”（Settler）两类，前者强调移民的落叶归根性，后者强调移民的落地生根性。近三十年来岛屿地区新兴华人移民群体中这两种情况并存，但前者更多。大体而言新兴华人移民群体的来源有四个：一个是1980年代以来东南亚华人企业在岛国开展的资源开发活动，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森林砍伐活动。第二是2000年代以来越来越常见的中国劳工，即中国企业开发当地矿产及其他自然资源带来的大量务工人员。第三是通过合法移民程序获得岛国国籍的华人，主要是因婚嫁产生的亲友投靠移民及投资移民。尽管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但由于接收国承认双重国籍，结果形成了在岛国有定居生活，但其实与国内保持更紧密联系的华人新移民群体。 显然，在讨论太平洋岛屿国家新兴华人移民群体时，不能套用一般的移民概念。由于岛国本身相对较少具有吸引中国普通民众长期定居的要素，大量新移民其实从未摆脱“过客”性质，看似不再回国定居，却也未必在岛屿扎根定居。在跨太平洋交通网络持续便利化以及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时代，岛屿华人移民的流动性空前强化，同时其生计与中国社会紧密相关。对此瓦努阿图就提供了一个典型。 二、瓦努阿图殖民地华商群体的崛起 瓦努阿图原称“新赫布里底”，位于南太平洋西部，东距澳大利亚布里斯班1900公里，西离斐济800公里，主要土著人口是美拉尼西亚人（被称为“Ni-Vanuatu”），占人口比例98.5%以上。瓦努阿图共由83个岛构成，但只有不超过30个岛屿有人定居，总人口27万。第一大城市是首都维拉港，人口约5万，第二大城市为卢甘维尔，人口约1万。瓦努阿图在1906年正式沦为英法共管殖民地，1980年独立，两年后与中国建交，是与我国关系最持久稳定的大洋洲岛国之一。在大洋洲岛屿华人社会中，瓦努阿图华人的规模又是最微小的之一。据统计至2017年前后，合法定居者仅有2000人左右，一半以上还是近十年自大陆抵达的新移民，实属典型的少数族裔。然而这一现实也使得学者们的考察具有了所谓的“实验室条件”——可以更集中和具体的追踪。瓦努阿图政治局势稳定且流行病风险低，这也为学者持续田野调研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个有利条件在于，瓦努阿图的华人几乎全部聚居于首都维拉（Port Vila）及第一大省的首府卢甘维尔（Luganville）两个基础设施相对完整的港区。这种邻港而居的特点直接说明当地华人深厚的海外渊源与联系，同时也意味着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华人的生计与更广大的内陆土著社会缺乏密切而直接的联系。 如前文所述，大洋洲岛屿社会出现华人移民不仅取决于移民自身的取向以及本土社会的内部条件，同样与地区国际关系变革密切相关，瓦努阿图也不例外。对此国际关系学界常用的层次分析法（levelof analysis）极富启发性。就理解瓦努阿图华人社会的历史变迁来说，至少涉及国际体系、国家/社会及移民个体三个层面的问题。 从国际体系层次来看，瓦努阿图出现华人移民完全是英国与法国在大洋洲进行殖民扩张的结果。由于殖民统治和开发，瓦努阿图与其他大洋洲岛屿被整合进同一个依赖海洋交通网络的资本主义区域市场中，而这个区域市场迅速跟中国华南沿海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据信最早出现在瓦努阿图的华人是1844年随英国商船而来的厨师和木匠，但是当地已经找不到这些早期移民的后裔。真正生存并繁衍下来的第一批华人，是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华人零售业者。“这些第一批定居者形成了小型华商的核心，他们在大洋洲群岛中除了两个国家（库克群岛以及基里巴斯）以外的所有岛国里一直繁衍延续到今天，他们的孩子与较近抵达的人结合，延续了华人社团。”显然，传统的民族国家分析单位是很难以涵盖群岛华人移民之经验的。 从个体层面看，今日的瓦努阿图华人社区可以追溯至1912年来自福建的张亚宝（“Zhang Yabao”音译），昵称阿宝（Ah Pow）。张亚宝是一名厨师，随专门从事英国与澳大利亚间贸易的商船“丽神号”（Euphrosyne）抵达瓦努阿图。厌倦漂泊的他决定在维拉港定居，并创办了当地第一家面包作坊，而所有的原材料都通过英商从澳大利亚进口。以制售面包起家维生，张氏家族坚持从事零售业，繁衍至今已经有四代人，始终是维拉港最有声势的商人家族和华埠领袖。张亚宝的孙子张查理（Charles Chang）是家族掌门人，和他的叔叔张连仲一起成为瓦努阿图最大的连锁零售超市“好又多”（Au Bon Marche）的拥有者。由于资产雄厚和社会威望，张查理长期担任瓦努阿图华人社会最大的公共组织“中华公会”（Vanuatu Chinese Club）的主席，还担任过瓦努阿图驻上海名誉总领事。在瓦努阿图这样一个缺乏产业多样化的国家，华商群体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而以家族为单位的商业活动成为主导了当地华人的社会生活。首都维拉港的华人公会甚至是“以企业法人身份注册，并按照公司法制定章程”。 就瓦努阿图本土社会层面来看，华人移民群体由商人主导并且表现出强烈的海外联系绝非偶然。首先这是由当地经济生活依赖外部市场及进口物资的现实所决定。与许多热带前殖民地国家一样，瓦努阿图的所谓现代经济体脱胎于殖民者建立的单一作物种植园。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殖民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是椰子种植，主要出口物是可以榨油的椰肉干（Copra）以及可以药用的卡瓦胡椒（Kawa）。法国殖民者在椰子种植园中混养牛群，也形成了盈利的肉牛出口产业。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瓦努阿图都缺乏现代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外来劳工所占总人口比例也不高。这种经济状况造成瓦努阿图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要依赖海外进口，早期华人商人如维拉港的张氏家族就是利用这样的契机从事产售一条龙的零售业，完成了财富原始积累。太平洋战争中瓦努阿图的军需军备产业繁荣为华商崛起进一步创造了契机。一方面，美国组织建立的西南太平洋战场将瓦努阿图确立为军事补给基地和防御基地，驻扎的美军开始了规模庞大的交通和电力设备建设，大幅改变了当地的景观与消费模式，城镇居民点膨胀，大众消费提振，农村则出现了肉用畜牧业繁荣以及外来病虫害。这导致两大港口区相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几乎瓦解，依赖出口创汇再进口消费品的经济模式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出于备战恐慌，许多华商开始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转移投资同时强化了与澳新华人社会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在日用消费物资领域实现了垄断性进口与经营。比如在卢甘维尔港的美军撤离之后，留下的美军营地成为新城区的基础，华人商人则开始沿硬化的道路新建商铺，而在澳大利亚有投资基础的黄氏家族逐步与澳大利亚主要的大米供应商确立了独家代理销售权。与此类似，卢甘维尔的梁氏家族开始与新西兰的农业生产商确立了土豆、洋葱及耐储蔬菜的垄断经营权，由新西兰供应商掌握的物资补给船定期访问卢甘维尔并提供新鲜的蔬菜，同时接受华人商人的“款待”。 其次，瓦努阿图殖民地时代华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使其能够游刃有余地维持海外交流网络。从殖民统治者一方而言，与其他岛国殖民地不同，瓦努阿图一直处于英国与法国的共管之下，两个殖民当局有所合作，但也有相互掣肘甚至竞争的关系，这给了华人渔翁得利的意外契机。由于在南太平洋殖民地总体占有压倒性优势，英国方面对微小的瓦努阿图相对轻视，而在大洋洲殖民地更有限的法国格外珍视瓦努阿图，统治更为全面周到和深入基层，为了与英国争夺当地民心，法国殖民当局罕见地提供免费的基础教育，结果法语在瓦努阿图的基层公共交流中始终是主导语言。在相当长时期内，法国当局以各种方式限制了英国及其区域代理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势力的渗透。此外，由于距离英法本土过于遥远，瓦努阿图无力吸引欧洲裔移民，结果独立之前瓦努阿图欧洲裔移民人口整体比例也很低，职业分布有限。除了传教士群体和部分农场主，瓦努阿图欧洲裔人口中有极少见成规模的工商业从业者，很难取代或压制华商势力。相反，殖民当局要依赖华商维持当地民间经济，因此很少轻慢华人。在存在华人移民社会的各个海外政治实体中，瓦努阿图是罕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反华或排华活动的地区。此外，由于岛屿的支柱产业椰子种植以及畜牧业相对不要求密集的劳动力投入，因此殖民者也没有大量引入海外劳工的动力。瓦努阿图主要的农业劳动力是法国引入的越南人，而他们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基本都返回了越南。就原住民一方而言，薄弱的殖民统治使得他们基本上保留了氏族社会的伦理秩序与自然经济，缺少从事商品经济的实践经验，财产私有制观念也异常淡薄，尤其对付薪的雇佣劳动体制热情不高，因此很难形成与华商竞争的本土商业集团。于是，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人成为瓦努阿图经济命脉的实际掌控者，原住民甚至已经习惯将华人商人称为“主人”（master）。瓦努阿图独立后，土著社会掌握了土地所有权，但是基本都集中于酋长之手。由于货币性收入不足以满足其消费需求，因此酋长经常通过出让土地换取华人的资金与物资，最终结果不仅让华人掌握了社会的流动资金，还逐步拥有了相当的城区及近郊土地。由此，瓦努阿图华商得以相对自如地发展商业并根据市场需要和自身能力调整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活动。 三、20世纪大洋洲岛屿区域网络变局中的瓦努阿图华人生计 进入20世纪，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洋洲区域国际格局进一步巩固。各大群岛已经完全被整合进英法主导的殖民体系。由于英法共管之便，瓦努阿图华人能够同时利用两大殖民帝国在大洋洲构建的海洋网络谋生，结果流动性持续增强。如在独立建国前，瓦努阿图华人可以同时享受英国与法国在亚太地区领地的免签或宽松审核待遇，这意味着华商可以在整个南太平洋自由穿梭，从东南亚到中国都畅通无阻。然而，高度的人身自由与流动便利不仅造福华人移民，也可能加剧其命运的不可自控性。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塔希提岛但最终落脚于瓦努阿图的黄姓家族经历可以充分反映这一问题。 法属波利尼西亚早在1865年开始就通过香港输入广东客家人劳工从事甘蔗种植业，最终形成了相对庞大的华裔社会。1911年，年仅三岁的东莞客家人黄A随母亲前往塔希提（Tahiti）投奔已经在当地定居的父亲黄金。黄A在塔希提长大，并在1916年至1922年接受了由当地国民党组织筹办的中文小学的教育，随后开始务农至1947年。1941年他与塔希提的土著埃塔玛（E Tama）女士跨族通婚，与此同时，他的妹妹黄娇嫁给了法国人，不久随夫前往瓦努阿图卢甘维尔港定居。1947年，塔希提谣言四起，传说法国要向印度支那增兵以对抗当地民族解放运动，很可能从大溪地亚裔人口中征兵，因此黄A携带妻子及两个儿子经香港回东莞定居务农。1950年2月，黄A一家又以难民身份离开大陆迁往香港，开始在港岛从事木匠工作，但三年后因生活压力转入九龙务农。由于经济境况并未好转，他在1958年决定迁往瓦努阿图投奔妹妹并定居，与妹妹黄亚娇及弟弟黄亚生开始务农并投入零售业。黄A于1960年初去世，其子儿子黄B虽在塔希提出生，此时已经在香港完成高中教育并在机场海关担任警卫工作。出于对父亲事业的继承，黄B只身前往瓦努阿图工作，在姑姑的资助下开始经营商店。他利用在香港积累的经验创办了卢甘维尔第一个商业电影院，雇佣当地华人为到访的国际水手提供服务。期间还根据亲戚介绍前往塔希提迎娶了当地的客家女孩。1979年，瓦努阿图独立前夕，由于担心原住民新政权会无偿剥夺华人财产，故而贱卖资产，决定从卢甘维尔前往维拉港谋生。但苦于缺乏资本，黄B只得在父亲朋友的邀请下前往瓦努阿图协助经商。1988年，嫁给维拉港张氏家族的外甥女李L邀请黄B再来瓦努阿图定居，并赞助本钱重开电影院。黄B最终从事了张氏家族开创并一直维持的糕点烘焙及经销行业。 从黄A与黄B两代人的经历可以发现，海洋网络远不止是把瓦努阿图这样的微型群岛整合进一个看似地理分散但又内部联系的大型海岛网络，更是以珠三角地区为结点，将中国大陆也纳入其中。进入二十世纪，大洋洲与外界的海洋交流网络前所未有的畅通。这都使得岛屿华人拥有便利和广阔的流动空间，英法共管的瓦努阿图殖民地则尤为如此。吊诡之处在于，这种通畅性使得国际局势变化的消息能够较快传入岛屿社会，但是岛屿之间以及与中国大陆毕竟还是汪洋相隔，消息层层传递后可能具有误导性，许多岛屿华人在容易移民的情形下，人生反而变得格外颠沛流离。无论如何，黄A、黄B父子能够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瓦努阿图及中国之间相距两万公里的空间中自由来往和就业，说明了20世纪海洋网络的发展已经给岛屿社会的华人生计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四、中国影响力的抬升与瓦努阿图华人生计的新变化 1970年代后期开始，岛屿社会内政及区域国际体系又开始了新一轮调整。从国家层面看，瓦努阿图在1980年赢得完全独立，两年后又与中国大陆建交。与此同时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政策。过去30年中双边人员与物资交流的制度性障碍被完全打破。从国际体系层面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积极融入并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一方面其不断壮大的经济体量日益成为刺激瓦努阿图外贸及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外援。从2000至2012年，中国与瓦努阿图等八个有邦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贸易额从2.48亿美元激增到惊人的17.67亿美元。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前所未有地参与并推动大洋洲岛国的区域一体化活动。在2006年，由中国发起，斐济承办了“第一届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8个太平洋岛国部长到会。瓦努阿图贸易工商及旅游部长强调：“我确信与中国加强经济合作能够带来许多贸易和投资的可能，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去确保这种情况，在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的互惠互动方面，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会议后，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贸易额年均增幅高达27.2%，直接投资年均增长63.9%。毫无疑问，这不仅促进了华人新移民前往瓦努阿图，也为当地既有的华人群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影响远不止停留在经济领域。卢甘维尔港华人梁阿华的人生经历充分说明了岛屿社会的华人可以如何把握时代契机积极改善自己的生计。 1970年代，当黄B在卢甘维尔经营电影院时，雇佣了一个贫苦杂货店主的次子梁阿华做揽客伙计与售票员。梁阿华是第二代华人，其父亲来自东莞，迫于生计在1939年跟随同乡抵达瓦努阿图维拉港，一直在华人商铺做帮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其父又前往澳大利亚悉尼从事蔬菜种植业，战后再次回到维拉港打工，最终辗转到卢甘维尔定居，靠经营杂货店糊口。出生于1955年的梁阿华有一个哥哥和六个姐妹，家庭经济压力可想而知。雪上加霜的是，梁阿华的哥哥经济独立性极差，难以分担家庭压力。除了生活拮据的因素，由于卢甘维尔港区微型的华人社会缺乏足够多有魅力的同龄华人男青年，梁阿华有四个姐妹都选择终身不婚。她们放弃了前往首都维拉港谋生的机会，全力协助父母经营商店。梁阿华仅有一个姐姐出嫁维拉港并最终移居香港，另一个姐姐则与一位瓦努阿图原住民同居，进而基本脱离了原生家族。尽管生计艰辛，父亲坚持送梁阿华前往澳大利亚完成了中等教育才返回卢甘维尔。在父亲去世后，家族所有的经济负担转到梁阿华身上，他除了与姐妹经营商店，也给包括黄B在内的其他华商打工。就其个人生活而言更致命的是，由于中国大陆与大洋洲岛屿基本中断了直接联系，人员、物资与信息的更新非常困难，梁阿华也陷入了难以在当地华人女性中寻觅适婚对象的窘境。 与瓦努阿图出生的华人多有不同，作为新移民的亚秀频繁往返于广州的批发市场，了解最新的消费潮流，直接从大陆专业市场批发采购所需。她也积极与中国政府侨务及外事部门建立密切联系，从而实时掌握中国政治外交发展的最新动向，捕捉商机。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中后期起，她还开始通过购买酋长的土地以及在澳大利亚投资房地产积聚财富。在亚秀提供的信息及联络下，梁阿华通过申请成功地在零售商店边开设了加油站，增添了新的盈利产业，还开设起旅馆接待海外游客。过去二十年，梁阿华大幅改善了自己的经济处境，同时也提高了兄弟姐妹的生活质量。梁阿华仅有的不满是，作为新移民华商的代表之一，亚秀的流动性太强，她并不愿意长期定居瓦努阿图，而是更习惯于在中国、澳大利亚与瓦努阿图这样的网络结点之间奔波。 尽管梁阿华与亚秀的案例具有戏剧性，却并非绝无仅有。比如瓦努阿图有明确后裔的第一位华人移民张亚宝曾经与土著妇女同居，但没有子嗣，因此曾经返乡结婚：“家里专门要求，不要找处女，找已经生过孩子的女人去结婚，这样可以确保爸爸能够有后代。”而他的次子张连升则是在45岁左右才与中国福建马尾来的新移民结婚。事实上，相当数量的195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瓦努阿图华人男性，都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通过照片及远亲介绍而结婚。新娘通常是来自相对贫苦的大陆家庭或者因各种原因选择离国定居的年轻女性。籍此，瓦努阿图老移民家族因为吸纳女性新移民而得以维持。显然，就瓦努阿图华人的婚姻而言，即便岛屿间的交流网络始终存在，如果与中国失去足够开放和直接的联系，很可能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那样不断萎缩或者走向跨族通婚。 需要注意的是，重新开放和便于流动的海洋网络不仅影响了瓦努阿图华人个人生活，对瓦努阿图华人社会内部凝聚力的维系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都极有裨益。如在瓦努阿图华人工会（维拉港）关于筹办中文学校的提议书中就记录到： “去中国探亲访友、观光考察成了当今世界好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一入中国的大门，就需要意识上的沟通，而要沟通，就必须采用共同语言。于是掌握普通话这门交际语言就成了漫游中国大地的第一把钥匙。为此，在人们‘要学中文’的呼声的直接响应下，在中国大使馆、华商会的极力之臣倡导下，我们决定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宗旨，在Port Vila（维拉港）举办一所既属于中国人、也属于爱好中国文化友好人士的中文学校。” 1990年代之前，瓦努阿图曾经几次尝试筹办过中文学校，但是因为缺乏普通话背景的移民群体，口语训练以粤语为主。此外由于授课频率较低、教师专业技能缺乏以及授课形式单调，中文学校很快关停，学生大多前往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接受中文教育。但是在中国大使馆加大投入资源以及大陆背景的移民日渐增多后，中文学校获得了新的教材与普通话能力更高的教师，因此得以重办。学校使用的中文材料，显然不只满足当地华人中文学习的需要，也面向其他族群居民开放，也就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事实上，中国自1995年开始向瓦学生提供来华留学奖学金，截止2010学年共向瓦学生提供27个来华奖学金名额。中方自2004年开始向瓦派遣汉语教师，现有2人在瓦任教。仅2003年至2007年6月，中方向瓦赠送中文图书及音像制品3278册（套）。 中国影响力的拓展，甚至在体育领域都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改革开放后移民维拉港的莫梓炜因为喜爱乒乓球而成立了瓦努阿图乒乓球俱乐部，而在1996年中国在对瓦援助中，列入了体育器材与技术援助内容，莫梓炜藉此借助使馆邀请中国派出乒乓球教练前来训练乒乓球运动员。随后中国连续实施了９期援瓦乒乓球技术合作项目，包括派遣教练员指导瓦乒乓球队训练以及向瓦乒乓球队提供运动器材，还邀请瓦队员到中国进行短期强化培训等。经过中国教练与瓦努阿图运动员多年共同努力，乒乓球运动在瓦国得到快速发展，并成为瓦努阿图在国际体坛最具竞争力的优势项目。在南太平洋地区，瓦努阿图已成为乒乓球运动强国。在2012年举办的南太平洋杯公开赛上，瓦努阿图乒乓球队获得男单金牌、女单和男团银牌、女团铜牌。瓦努阿图乒乓球运动员还战胜南太地区众多强手，先后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瓦努阿图赢得荣誉。 过去四十年的历史清楚地说明，瓦努阿图的独立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崛起以及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给梁阿华为代表的许多瓦努阿图华人带来了命运的转机，也为瓦努阿图华人社会的存续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尽管如亚秀等新移民的个人能动性非常突出，但就瓦努阿图华人社会整体的发展来说，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才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种变化又是国家层面因素里中国的变化所引发，中国大陆在大洋洲海洋网络中的功能与地位变得举足轻重。 结论 大洋洲岛屿地区华人移民史虽然只是华人全球离散故事中并不扎眼的枝蔓，但显然也是极富特色的一支。除了人口总量少且零散聚居等特点，岛屿华人移民的生计还额外依赖一种海洋交流网络的建设与维持。瓦努阿图的案例说明，这种网络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岛屿之间，更存在于居住地与母国之间。 从国际体系层面看，华人社会所依托的海洋网络源自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在大洋洲殖民统治的努力，远洋交通的建立与延展、海岛资源的开发与出口、殖民地治理所需的物资与人力保障，都为华人抵达和定居大洋洲海岛创造了机会。进入二十世纪，这一网络先后经受了太平洋战争与冷战的冲击，其复杂后果首先包括岛屿社会与中国大陆一度失去直接联系，其次是殖民主义的衰亡与岛屿地区民族独立活动的成功。在这一基础上，1980年代后中国重新融入跨太平洋交流网络意义格外重大，因为这标志着区域一体化的加速，尤其是岛屿地区华人所依赖的海洋网络重新包纳了母国，且联系空前紧密。 从国家/本土社会层面看，以瓦努阿图为代表的大洋洲岛屿社会普遍特点是陆地狭窄、资源短缺、人口微少以及产业单一，西方殖民统治重组了岛屿之间以及岛屿与外部的联系之后，岛屿社会的存续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进口。由于西方移民数量稀少以及岛屿原住民不适应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华人得以在岛屿社会对外的物质文化新陈代谢中发挥突出的媒介作用。大洋洲岛屿地区分别独立建国后，土著传统的生活联系其实被民族国家的行政地理边界所分隔，而小岛国在民族国家建设事业上也步履维艰，因此华人扮演的媒介作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突显。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以商贸为主的华人移民社会日常生计绵延不断，绝非偶然。 从华人移民个体层面看，岛屿地区的华人在谋生存与求发展上始终不懈努力，除了根据既有的能力主导商贸活动之外，他们也能够根据国际形势与国内社会的变局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通过反复移民规避风险，尽管其后果充满意外。无论是规避风险还是竞逐财富，都说明华人能够充分利用既有的海洋网络维持和发展生计。在这一过程中华人本身也拓展并丰富了其所处的海洋网络。在对大洋洲岛屿华人移民史的研究中，除关注华人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外，更重要的、也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他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模式及内容。 国际体系、国家/社会及华人个体三个层面的因素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产生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但它们都指向大洋洲岛屿地区华人社会发展中最关键的基础——对外联系，尤其是对母国的联系。尽管地理上相隔遥远而且中国国内社会长期忽略这种联系的存在，与中国的联系对岛屿华人社会从来都至关重要。华人移民家庭的繁衍以及事业的进展，依赖对故乡物产与人力资源的利用。尤其是在瓦努阿图，微小的华人移民得以保持所谓的“中国性”，与中国及时的改革开放有直接关系。这相当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何以能迅速在地球最边远的角落开辟市场同时进行文化输出，同时也意味着岛屿华人社会的命运空前与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小岛国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 【注】文章原载于《海洋史研究》2020年第1期。 责编：魏超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如有版权问题，请留言说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