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和人口报告:学前和基础教育篇

准雯 健康养生 2024-12-23 3 0

中国教育和人口报告:学前和基础教育篇

育娲人口研究 2023/01 本篇《教育和人口报告 学前和基础教育篇》将分析中国的教育的负担。投入方面包括政府、父母和孩子的投入;产出方面包括各个教育阶段的入学人数和能力测评数据;并且根据未来人口的趋势来预测各个教育阶段的入学人数。报告将重点分析父母和孩子的时间成本,以及其对生育率的影响。报告将分三个部分:学龄前阶段,小学和初中阶段,高中阶段。 1、学前教育阶段 1.1 幼托基础数据 托儿所作为一种服务性福利机构,能够解决父母平衡工作与生活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员工在上班时可以把小孩放到其中托管。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 目前,我国严重缺乏3岁以下的托儿服务,这给家长特别是母亲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为缺少托儿所,夫妻双方很可能需要有一方暂停工作照看孩子。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又需要依靠双份收入才能足够应付开支。这样的矛盾,增加了育龄家庭的生育焦虑。虽然目前也有一些幼儿园提供日托服务,但整体数量有限,而且对小孩入托年龄有严格限制。 上述问题已经引起了来自政府的高度重视,2019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三方面的任务举措:一是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落实产假政策;二是加大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托社区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三是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但在政策逐步得到落实的漫长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暂时性巨大的缺口。根据教育部2020年“学前教育分年龄幼儿数(总计)”公告统计的教育机构数据,所有3岁(不含)以下幼儿入园人数加总在园人数为79.6万人。 表1:2020年全国3岁以下幼儿在园/班数(按办学机构) 资料来源:教育部、育娲人口 2021年7月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约4200万,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调查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按照这一数字换算,入托人数还不到231万,供给缺口非常巨大。 截至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托位数是2.03个,即200多万个托位数;而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到2025年,希望实现平均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托位总数可达640万个左右,两者还有400万个左右托位的差距。 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不同城市的托位数差距较大。如山东济南,已有769所托育机构,提供托位3.6万个,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3.91个,位居全国前列;根据浙江省公开信息,截至2021年10月底,全省共有各类托育机构3959家,总托位数15.95万个,每千人拥有托位数约2.47个。 但还有很多城市低于目前的平均托位数。2021年7月,根据山东青岛当地媒体发布的信息显示,目前青岛托育机构(含幼儿园托班)438个,可提供托位14208个,每千人托位数仅1.41个。2021年7月,根据郑州市政务公开的信息,目前全市共有各类托育机构340家,共设托位数17120个。按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郑州的千人托育位仅为1.36个。 根据相关媒体的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3个万亿GDP城市发布了2025年托育发展计划,但是托育缺口达到近50万个。 1.2 学前教育的经济投入 表 2: 0-5岁孩子的养育成本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上述发生在学前教育阶段的经济支出,大部分需要由家庭自行承担,显然会加剧工薪家庭的负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年轻夫妻的生育意愿。所以如果要提升生育意愿,就需要政府提高在该领域的经济投入,帮助分担对于0-5岁幼儿的经济投入。 欧盟国家和OECD国家平均花费在0-5岁(即6岁以下)幼儿的公共开支占GDP比例平均为0.7%,其中冰岛、瑞典和挪威等北欧国家占比最高,超过1%,以上数据均明显高于中国。一些OECD国家,花费在0-2岁幼儿的公共开支占GDP的0.5%及以上,例如,2017年的数据显示,政府用于0-2岁小孩的财政开支占GDP比例,法国和挪威均为0.6%,而生育率较高的瑞典,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1%。 图1:部分国家花费在0-5岁幼儿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于2020年国家教育部, 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于2017年OECD数据 1.3 幼儿园入学率和未来入园人数预测 相比3岁以下婴幼儿的超低入托率,针对3至5岁孩子的幼儿园覆盖率则要高得多。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的数据,2021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9.48万所。在园幼儿4805.21万人,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4218.20万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7.78%。近5年的相关数据如下表,无论在园人数还是入园率都处于稳步提高的趋势,基本满足了该年龄段儿童的教育需求。 图 2:2015-2021年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和在园幼儿数 资料来源:教育部、育娲人口 中国目前在学前教育阶段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是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缺口,另一方面,随着未来出生人口的下降,目前针对3-5岁儿童提供的幼儿园服务可能从高覆盖率进一步演变到供给过量。 根据育娲人口研究 《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 ,在中预测情形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今后2-3年内跌破一千万。随着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未来3-5岁儿童的人口数量也对应下降,下图中橙色的折线展示了2019年到2029年出生的儿童数量,即未来十年幼儿园入园人数的预测,可以看到下降的幅度非常大。因此,幼儿园现有的供给可以基本满足未来入园儿童的需求,甚至可能出现过剩的现象。托儿所的严重短缺和幼儿园的相对饱和,反映出现有幼托服务体系的结构失衡。 图 3: 未来十年中国幼儿园入园人数预测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1.4 入托率国际比较 相比中国不到6%的幼儿入托率,荷兰、法国、挪威等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均超过50%,经合组织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5%,欧盟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2.7%。与这些数据相比,中国现有的入托率处于垫底位置,足见幼托服务的严重不足。 图4: 部分国家0-2岁婴幼儿入托率(%)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于国家卫健委,其他数据来自于OECD2017年数据 1.5 托幼服务和生育率的关系 如果社会能够提供高质且廉价的幼托服务,则年轻父母尤其是母亲不必被长期束缚在幼儿身边,从而得以延续之前对于个人事业的追求。而当生育对于职场生涯的阻碍被明显消减之后,自然会打消年轻父母对于生育更多子女的顾虑,从而带动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提升。 反过来看,如果社会所提供的幼托服务严重不足,就需要家庭自行填补这方面的空缺,现实中为此付出牺牲的往往是女性,导致生育和婴幼儿照护对女性就业和经济收入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这种现象被视为一种“母职惩罚”。显而易见,劳动参与的减少和职业生涯的中断,对女性长远的工资水平、职位晋升和发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发展托幼服务,帮助女性看护3岁以下婴幼儿,不仅有利于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有利于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 所以幼托服务更充分的国家,往往也是生育意愿比较高的国家。放眼世界,法国和瑞典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两个国家。完善的托幼服务,则是这两个国家维持较高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5:部分国家0-2岁入托率和生育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世界银行、OECD、育娲人口 2、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 2.1 基础数据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包括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小学六年,初中三年。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2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72万所,招生3488.02万人,在校生1.58亿人,专任教师1057.19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4% 。 2021全国小学招生1782.58万人,在校生1.08亿人,毕业生1718.03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99.96%。从2000至2021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最多的年份是2002年,达到1952.8万人;最少的年份是2009年,只有1637.8万人。 2021年全国初中招生1705.44万人,在校生5018.44万人,毕业生1587.15万人。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2.5% 。从2000至2021年,全国初中招生数最多的年份是2000年,达到2295.57万,最少的是2015年,只有1411万。 图6:2015-2021年义务教育在校生人数和巩固率 资料来源:教育部、育娲人口 2.2 经济投入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0年中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5.3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80.91%。具体到各个阶段,其中2020年中国学前教育经费投入为4203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104亿元;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为24295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1515亿元;高中阶段教育经费投入为8428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698亿元;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为13999亿元,较2019年增加了535亿元。 按此计算,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阶段投入共32723亿,如果按照80.91%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则是26505亿元;GDP总额是101万亿元,因此小学到高中的公共教育开支占GDP的比例大约是2.6%。如果与OECD国家对应指标进行比较,会发现该比例处于中下水平,落后于挪威、以色列、比利时等占比超过4%的国家。 下图展示了不同国家从小学到高中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国的数字是根据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和GDP计算得出,其他国家数据来自于OECD数据库。 图7:部分国家从小学到高中的公共教育开支占GDP比例 资料来源:统计局、教育部、OECD、育娲人口 2.3 小学入学率和未来入学人数预测 根据教育部数据,下图展示了2015-2020年小学在校生数量和净入学率的变化,2020年有1亿左右的小学在校生,年净入学率稳定在99.9%以上。 图8:2015-2020年小学在校生数和净入学率 资料来源:教育部、育娲人口 结合育娲人口研究对未来出生人口的预测,下图展示了未来十年小学入学人数的预测数据,即2016年到2026年出生的儿童,从需求角度可以看出,未来十年小学的入学人数呈现快速下降的状态。 图9:未来十年小学入学人数预测 资料来源:育娲人口 2.4 PISA成绩和学习时间的国际比较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是由OECD发起的教育评估监测项目,主要面向全世界15周岁的学生,自2000年起每3年举办一次,测试主要是考察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 PISA参与成员主要是OECD成员国,也吸收非成员国家和地区参加,每三年进行一次,根据测评年份命名。经过近20年的发展,PISA参与国家和地区由2000年的43个扩大到2018年的79个(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绝大部分欧洲国家,日本、韩国、泰国等部分亚洲国家,巴西、阿根廷等部分南美洲国家等),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较大、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基础教育第三方评价项目。 为跟踪、了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以国际视角看待中国教育,学习、借鉴先进教育评估手段,2018年教育部组织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省市作为一个整体参加PISA2018。经OECD统一抽样,中国四省市361所学校的12058名学生代表四省市在校生参加了测试,361名学校负责人和17634名教师完成了在线问卷调查,学校参与率为100%,学生参与率为99%,教师问卷调查参与率为98%,所有测试数据均由OECD审核、发布。 2019年12月OECD公布了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8)测试结果。在共有来自79个国家和地区约60万学生参与的测试中,中国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作为一个整体取得全部3项科目(阅读、数学、科学)参测国家和地区第一名的好成绩。下图展示了3项科目平均分排名前30的国家及其分数情况。 图10:2018年PISA测试平均成绩排名前三十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OECD 上述成绩的取得固然令人欣喜,但也必须看到,无数中国家庭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时间成本。根据2018年的PISA调查,参赛国家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为44小时。下图是部分国家和地区15岁学生每周学习时长。京沪江浙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57小时。相比之下,美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间为48小时,英国为43小时,日本为41小时。 图11:部分国家/地区15岁学生每周学习时间统计 资料来源:OECD 用更长的时间换来更好的成绩,这样的投入产出比是否合算?答案或许见仁见智。但必须看到,在依靠超长学习时间取得优异卷面成绩的同时,中国学生却在身体健康方面交出了糟糕的答卷。《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6岁至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接近20%。根据国家卫健委在2020年开展的近视专项调查,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高达52.7%,其中小学生为35.6%,初中生为71.1%,高中生高达80.5%。 2.5 学习时间和生育率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不同国家学生学习时间和生育率的关系。下图展示了部分国家15岁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和总和生育率的关系,可以看到两者基本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中国大陆的学生平均每周学习时间接近60小时,而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却处于很低的水平。 图12:部分国家/地区总和生育率和15岁学生每周学习时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OECD,2018 2.6 家长辅导中小学生学习的时间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后发现,从2010年到2018年的这近十年时间里,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3.67个小时,增加到5.88个小时;初中生家长则是从每周1.56个小时翻倍到3.03个小时。 表3:中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时间变化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家庭追踪调查、育娲人口 3、高中教育和考试制度 3.1 基础数据 2020年,全国高中阶段在校生4163.0万人,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2494.5万人,占比59.92%;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663.4万人,比上年增加86.9万人,增长5.5%,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0.0%。根据“十三五”(2016年-2020年)期间的教育公报数据,下图展示了近5年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的数据情况,可以看到,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还不到60%,基本保持了普高和职高动态相当的水平。 近年来,教育部发文明确要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把职业教育又一次提到了我国教育体系改革的重中之重,但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因为这意味着中考就要进行“普职分流”,而且是按照1:1的比例,那么会有接近一半的学生被分流,基本上与高中无缘。这让原本就压力很大的家长,多了另一层的焦虑,就是如果自己的孩子考不上普通高中的话,很可能就要去职业高中,与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也渐行渐远。 图13:2016-2020年中国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量 资料来源:教育部、育娲人口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高考人数一直在持续变化,2011年高考报名人数为933万人,2014年至2017年四年间高考人数稳定在940万人左右。2019年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31万人,此后高考报名人数持续上涨。有人会说,那么大学生是不是太多了?其实不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大学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这一指标是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0%以上,则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3.8%,刚刚进入普及化阶段。而且这一数字明显低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在同样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进行比较,相对于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的落后差距则更为明显。总体而言,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近年来已经出现显著提高,但在国际范围内,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 图14: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日本文部省、育娲人口 3.2 独特的考试制度 中国学生还面临着独特的考试制度,承受着巨大的考试压力。中国的高中生,在高中教育阶段的首要目标,就是通过学习取得较高的高考分数,进而得以进入心仪的大学。因此在分析高中教育的问题时,“高考指挥棒”必定是重中之重。 中国国内的高考,只看总分作为统一录取标准,这种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唯一的。中国高考过去普遍运用“3+X”的模式进行考核,必修课为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另外选修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进行考试、分档等。近年来,很多省份在尝试新高考改革,即“3+1+2”模式。具体是指,“3”即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科目;“1”和“2”为选择性考试科目,其中“1”是从物理或历史科目中选择1门;“2”是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中选择2门。当然,所有科目满分仍为750分。大多数大学在高考结束后,将根据考生成绩,在国家和各省教育招生机构的统一部署下,安排招生和录取,即“统考+统招”。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高考制度往往具有更多的灵活度,不同大学不同专业会有更灵活和广泛的录取要求。除了参考统考成绩,部分会规定平时成绩的占比,会突出专业方面的成就,或者更高阶的大学水平课程的成绩。总之,依然要根据综合申请材料进行判定,而不是只看文理分科的总分。 以日本为例,“共通考试”由6个教科(国语、历史地理、公民、数学、理科、外国语)的30个科目组成。考生们根据目标大学的要求选择报考科目。即使是文理分科,但是很多国立大学对学生的共通考试,依然要求文科、理科内容都要考,拿到统考的成绩以后,再到目标学校去参加相应学科的第二次考试,此时的考试才更侧重文理或者专业的不同。 俄罗斯的高考科目通常是“2+X”,包括俄语、数学、外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新增汉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社会知识、信息学。考生平均考3-4门科目,不打算继续深造的高中生只需参加俄语和数学考试。希望进一步深造的学生,还需要增加外语以及与所报考专业有关的科目考试,高校凭借统考成绩录取考生。 德国各州会分别安排高中毕业考试Abitur,为了方便在全国进行比较,不同的考试卷会根据一致的记分方式折合成可比较的分数,但是各个大学和专业对相应分数的要求也各有不同。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全国统考,各州会分别安排招生录取,但基本将高中毕业考试的分数转化为可比的ATAR分值,表达该生成绩在所有人中的名次。不同的州可以各自确定平时成绩和最终学校考试成绩的比例,以判断是否录取。 在比利时,高中毕业的学生基本都可以上大学,但是实行宽进严出的原则,在大学里通过考试等不同方法会做进一步的淘汰。瑞典、美国和加拿大都没有相对统一的考试,学生也是根据大学的不同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不过对于美国学生来说,SAT等标准化考试也是大多数学校的基本要求。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智利等国,规定了“平时成绩”在整个大学招录中的大概占比,比如法国就明确规定最终考试成绩占比60%,平时成绩40%。各大学也依然可以根据不同专业,在学生提交申请的时候,侧重于关注某一个学科的成绩和其综合表现。 本文梳理的大学入学统考,主要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性大学,未将职业院校的细节考虑进来。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国家,即使有统一的考试,各个大学、院系在招生上都有一定的灵活度,除了看统考分数、高中成绩外,还有一些会根据面试情况来判断。所以我们列出的录取方式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情况,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大学往往情况也各不相同。 3.3 高中学习 考试制度的不同,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高中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方面的差异。 2008年,中国青年研究中心曾联合日本、韩国、美国等研究所开展了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的比较研究。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象为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1-3年级的在校生。中国被试1506人,取自北京、黑龙江、陕西、湖北、浙江的20所中学,日本是来自青森等10个县的1210名高中生,韩国是来自六个道的1143名高中生,美国是来自十一个州的1003名学生。 根据该项调查显示,78.3%的中国高中生平时(不包括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超过8小时,56.7%每天在家学习时间超过2小时,26.0%每天接受课外辅导或家教的学习时间超过2小时。以上数据均明显超过其它国家的高中生。 表4:各国普通高中生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每天学习时间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研究中心、育娲人口 除了学生之外,学生家长也付出了很多时间和金钱。汇丰银行在2017年的全球教育报告中,对来自全球15个国家8481对家长的教育投入、教育理念和对孩子的教育预期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报告显示,从购买校服到大学学费,各国父母在孩子的教育费用上花费都不少。全球父母们平均在孩子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本科阶段)教育方面支出的平均花费达到44221美元,中国大陆父母平均教育支出42892美元,位列世界第五;如果父母希望孩子们完成研究生学业或者出国留学,花费要比这个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均收入不到发达国家1/3,但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已经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水平。中国大陆教育支出相对于人均收入的倍数可能是世界上最高之一,养育压力几乎是最重之一。 调查对象中,几乎三分之二(63%)的父母为孩子在补课机构交过学费。中国大陆93%的父母给孩子报过辅导班,这一比例位于第一。比例同样很高的还有印度尼西亚(91%)、中国香港(88%)和埃及(88%)。 图16:为孩子在辅导机构支付过学费的家长比例(国家/地区) 资料来源:汇丰银行教育报告、育娲人口 然而,中国家庭在高中教育阶段的高投入却未必能换来高产出。一方面,是中国高中生们花费远高于外国同龄人的时间用于学习。但另一方面,其学习广度却并没有任何优势,甚至可能处于劣势。 相比上一代人,现在进入高考考场的18岁学生多花了几千小时的学习时间,但学生的所学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却并没有提高,考试之外的其他能力还可能下降了。中国青少年睡眠不足现象继续恶化,95.5%的小学生、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生达不到标准。 还有很多学生第一次高考成绩不理想,情愿浪费一年时间复读,甚至有些还被拿出来当作励志典范。但复读并非学习新的知识,完全是为了应试刷题,这是对个人生命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有了高考,大学就会理性地按照高考分数来掐尖,再往后,企业也会理性地用大学招牌(实质还是比较高考成绩)来鉴别学生。于是,学生家长也就理性地把考试作为学习的最重要目的,据此进行教育领域内的军备竞赛。从局部来看,每个学生家长、大学和企业都是理性的,但是在整个社会层面,却造成了严重的内卷和浪费,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如果不改高考制度,只靠行政命令来禁止补课,其实是在跟各方的理性选择作对,其代价和难度都会变得非常巨大。 4、启示 4.1 大力兴建托儿所 中国的入托率不到5%,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如果找不到托儿所,养育幼儿的负担将主要落到年轻父母的身上,或者牵连其上一辈老人无奈地参与其中,又或是被迫承受愈加高昂的保姆费用。目前政府方面已出台包括《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但如果希望真正改变上述局面,还需要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设定更多的量化标准。建议大量建设托儿所,而且由政府承担大部分的营运费用,把0-3岁孩子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4.2 取消中考 现在中考的目的,是强制分流一部分学生不上大学,转而走职业培训的道路。未来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工作需要大学教育。现在很多低技能的工作如服务员、快递、司机的工作,在未来的十年就有可能被机器人取代,剩下的工作可能是管理维护这些机器人。有人说制造业仍然需要很多高级技工,但制造业本身的从业人员需求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而且趋势是越来越自动化和智能化。高级技工也正在逐步被机器人取代,要么就是升级成生产工程师的职位。当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会存在空姐、酒店前台等工作,但这些工作都不需要多年的培训。在国外,一般都是高中毕业生经过一个月的企业培训就能上岗,并不需要长达三年的职业培训。 中考的评价过早,容易让那些起步晚的孩子遭遇错误的评判。每个孩子的成熟期不一样,比如男孩的成熟期普遍比女孩子要晚一些,农村孩子的成熟期也要晚一些,在学习方面也是一样,过早分层不利于这些晚熟群体充分发挥潜力。有些孩子在小时候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把兴趣和经历放在学习上,但是不代表以后不会。尤其是男生成熟得更晚些,可能一时沉迷游戏,但是后来却有可能赶上来。还有弱势群体的孩子更容易输在起跑线上,因为富裕家庭会把更多的资源来刷题或者提前学习。或许弱势群体的孩子天分和后劲并不差,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起跑慢了,被过早的分流了。 有人说,需要中考分流是因为有很多学生没有能力完成大学课程。但是有没有能力完成大学课程,应该通过以后的资格考试来鉴别,而不是在中学阶段强行分离。欧亚发达国家中就读大学的比例远远高于一半。美国是发达国家里大学毕业生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也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学生就读高中,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学生就读大学,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有大学文凭。中国中学生的能力在全球的排名非常靠前,在几次全球的PISA测评时,位于世界最高水平之一,远远高于美国的中学生的水平。这个测试的结果并不令人奇怪,中国中考数学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美国大学录取考试SAT的数学考题。中国的中学生转校到美国的中学以后,理科学习成绩的排名往往要远远好于在中国学校的排名。所以自然状态下,中国应该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能够有资格进入大学,而不是现在的百分之五十。 需要和取消中考相配套的,是高中教育资源的均等化。跟初中和小学资源的均等化一样,可以通过就近抽签入学、教师轮换等方法做到。 4.3 缩短中小学学制 智能时代的职业尤其在创新领域,需要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很多工作的最低要求甚至已经变成了硕士和博士,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的年龄不断延后,而创新人才的黄金创新年龄还是30岁左右,还有女性黄金生育年龄也在30岁左右,导致接受教育和成家立业的时间因相互挤压而形成严重冲突。所以必须缩短学制和取消中考,毕竟在拥有互联网之后,学生不必死记硬背很多知识点,缩短学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则可以省下很多原本纯粹因为复习迎考而虚耗的时间。 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很多小学都是五年制,而现在的小学生,学习时间增加了很多,实际上完全可以缩短一年时间。而中考和高考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有2年时间用于复习和应付中考和高考。取消了中考,可以缩短一年时间,(如果淡化取消了高考,还可以再缩短一年时间)。这就可以把基础教育阶段提速2年,16岁就能上大学。家长的负担减轻了,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大部分人20岁大学毕业,就能够更早地走上社会,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成家立业,也有利于生育率的提升。 有人觉得,多出两年工作时间,相对于40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过增加了5%的收入。但实际上,收益远不止于此,这是在二十几岁黄金年龄段里增加了两年的上升期,如果这两年的能力和薪资的提升是每年10%,那么多出两年的上升期,就会在整个职业生涯增加20%的产出。 如果女性能提前完成学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她们可以在处理职业与家庭的时间冲突时显得更为从容,多出几年时间来建立家庭和生育孩子。如果在学校的时间能减少两年,这将提高10%~20%的生育率。如果政府靠现金鼓励人们生育,根据本章前面的分析,达到这样的效果将需要1%~2%的GDP。对于社会来讲,提速基础教育,可以同时实现提高生育率、减少教育支出、增加劳动力供给和税基、促进创新等好处,是一项非常难得的可以实现多赢的政策改革。 减轻了中考和高考的干扰,不仅可以省下很多刷题的时间,还可以更加贴近教育和企业的实际能力要求去设计课程,提升教育质量和学生的综合能力。还可以设计更加高效的课程内容,实现更高的学习效率。教育体系效率提高了,年轻人有更多的时间成家立业,家长负担减轻了,生育意愿也会提高。总之,缩短学制可以缓解人口萎缩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综合国力和生活水平。 4.4 教育改革和贫富差距 要想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消除教育不平等应当是重要举措之一。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教育不平等主要是城乡差距。乡村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源流失和留守儿童问题。2013年,全国妇联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中国共有6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这些儿童平时缺少父母的陪伴,可能对成长不利。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特有城市户籍制度和高房价的问题造成的。我们将在有关中国房地产和人口中分析中国的城市化策略,简言之,应该放开土地供应和户籍限制,让更多的人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成家立业。 总的来说,大城市可以给所有在职工作者的孩子提供充足的学位。总的来说,小学,中学和大学未来都是供大于求的。原因是从2017年开始新出生人口开始迅速下降,估计2022年的出生人口只有2017年的60%。以现有的教育设施而言,即使未来所有的适龄人口都100%的上小学、中学和大学,仍然供大于求。所以完全有能力不设任何户籍限制,让所有孩子都可以随父母的工作地点就近入学,这有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 农村地区教育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中西部乡镇的中学甚至小学都面临生源不够和关闭的风险。中国的城市化将继续进行,未来可能绝大部分的中学生将在包括县城的城市就学,相当一部分的小学生也将在县城就学。生源不足的乡镇小学将继续靠大量的政府补贴来维持下去。缩短中小学学制,有利于这些地方提供高质量基础教育。 另外一个可以缓解贫富差距的办法,是避免过早分层。农村的孩子由于家长没有能力和精力进行辅导,可能起步比较慢,但是不代表没有后劲。所以要尽量把分层筛选延后,例如本章建议的取消中考、淡化高考、普及大学教育等建议,都将有助于让勤奋和聪明的农村孩子发挥出后劲,不至于过早被筛掉。 总结: 只有大胆改革现有的教育制度,才能解决当前教育效率低下引发的低生育率问题。本报告首先提出了中小学阶段缩短学制2年的建议,这样可以普及十年的基础教育,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提早两年走上工作岗位。一部分人可以在22岁获得硕士学位,提早2—3年走上专业类岗位。这既可以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又可以让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有更多时间成家立业,从而提升生育率。除了缩短学制以外,本报告还提出了其他的一些提升效率的建议,主要是取消中考和增减托儿所。在《教育和人口报告》的大学教育篇,我们还将针对大学阶段的教育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 [2] 教育部历年发布的统计公报: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 [3] OECD family database: https://www.oecd.org/els/family/database.htm [4]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数据 [5] 汇丰银行:Global Education Report-The Value of Education,2017.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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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雯

这家伙太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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