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清代西口地区移民的经历，以及后套移民来源和移民开发

一、清代土默特地区的移民 土默特地区古称丰州滩，位于长城以北，阴山以南，西起乌拉山东麓，东接察哈尔，地近归化今呼和浩特西郊?土壤、气候条件均属上乘，为广义河套平原的东部。元代便有零星的农业拓垦，但在明朝大多数时间里，这里都是牧地。 明嘉靖以后，内地的移民进入蒙地建立了定居的聚落，称为 “板升”， 开垦土地达万顷之多。后金天聪年间皇太极率军征服漠南蒙古，这些聚落大多在战火中被摧毁，后来清朝收复土默特部后，在该地区推广盟旗制度，并于崇德元年编旗，为直属清廷的都统旗。 1.土默特地区移民历程 清朝最先到来定居的是被打散的农民军和反清将士余部，他们为逃避缉捕，移居到土默特地区，如 “明末鼎革之际，籍隶山陕之官绅，起兵抗拒清军。兵败后无所为，则掣家至塞外避祸。荒山僻野，耕稼其中。或有招捕急而入蒙籍者。迄今绥人尤有能指其后裔者焉。” 光绪末年，清廷在签订 《辛丑条约》， 决定缴纳庚子赔款之后，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的奏请，开始派贻谷主持蒙地垦务，招募移民。当时土默特地区的移民估计都不会有较多的增长。其原因，曾国荃在光绪四年年的奏疏中就有所透露 “查山西口外各厅，地多沙啧，并无膏腆沃壤。” 2.土默特地区的回族和满族移民土 默特地区移民的民族构成状况，是以晋、直、陕、甘移居而来的汉民为主，回族和满族次之。这些移民中，汉民和回民主要居住在归化城中，而满族人多是居住在绥远城。 回族： 清朝初年，有在晋、直两省的回族官兵解甲为民，来到土默特地区，在此落籍定居。也有沿途陕、甘、宁、青等地的回民商人，来到这里经商，这些回民甚至左右着内地经由蒙古通达西北的商路和贸易。 满族： 最先到达土默特地区的满族人是康熙年间从东北的流放迁徙而来，这些被称为黑徒的人被分配在喇嘛庙里做劳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四十六年土默特地区召庙中的黑徒有三千五百八十余口。后来清廷按照土默特律令，将每二百丁编为一佐领，总共编了十三佐领。 3.清廷对移民的反应 汉人大量迁入蒙地早在清初就引起了康熙帝的注意，他担心这些移民 “不互相对阅查明?将来俱为蒙古矣”， 于是在谕旨中说 “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伊等皆联黎庶，既到口外种田生理，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嗣后山东民人有到口外种田者，该抚查明年貌、姓名、籍贯，造册移送稽查由口外到山东去者亦查明造册移送该抚对阅稽查，百姓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矣。” 光绪十年?清廷最终正式批准民人在土默特地区落籍?移民定居的合法性也得到了确认。经过各种冲突和磨合?此时土默特基层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由 “旗制参佐领催、甲头、会、社以及喇嘛等共同构建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远非完善和谐?但却是对因移垦引起的日益剧烈的社会变化的有效反应。” 二、清代鄂尔多斯移民及其职业构成 1.清末放垦前的移民 鄂尔多斯高原是我国半干旱地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处于农牧交错带上，黄河三面将其环绕，该地区的移民主要集中在 “沿边”和“靠河” 两大区域，民国时期，南运河工程局编写的 《西北垦殖计划》 中就曾提到 “前套中部砂山连亘，高出黄河水面约一千尺?地势高亢，水分缺乏，沙砾弥漫?蓬篙满目，颇不宜于农产。惟沿黄河一带及长城附近，地稍平坦，土质较佳。 自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渡河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垦种。而甘省边氓亦复逐渐辟殖。于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有汉人足迹。” 至道光年间，陕北地区沿边州县在边内与边外人口的分布己经发生明显的变化。从道光十九年年的数据看来，神木县边外村庄个，府谷县441个，怀远县479个，三县边外村庄共有1507个，而三县边内村庄有1926个，边外村庄占三县村庄总和的43.9%。 2.移民的籍贯和职业 从迁入移民的籍贯来看，内地迁移到鄂尔多斯地区的移民多以山西河曲、保德及偏关等地的人为主，他们在康熙年间就开始来到这里，多是从事最初级的农业耕作。 代牧者和兽医晋、陕北部也有到鄂尔多斯给蒙古人畜养牲畜的民人，与农业生产受季节影响不同，这些民人需要长期居住下来，但久而久之，也成为真正的移民，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加入了蒙籍。 蒙人对于所养牲畜，每年都要实行一次病疫预防，夏季时用有碱性之水，为牲畜洗涤一次，或于春末夏初，将牲畜关闭在固定室中或地坑内，燃药熏之这种方法，蒙人认为颇有效果。 “药熏法?须有技能，然若熏时过长，能使牲畜闭死，以及何病何药，不得乱投” 。由于蒙人不善此道，多请汉人从事，这些为蒙民的牲畜熏病的汉人，在蒙地也形成一种职业人群。 3.赔教地与移民 最先到达口外的天主教移民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这些遭到禁教迫害的教民，恐于教难，从山西太原、大同等地同汉族民人一起来到后坝地区。现在的海岱川、抢盘山、三合村等地的最早移民就是当时迁过来的，三合村在道光三年即建立了教堂。 “这部分人中首先来的是教民，传教士的到来则是远在其之后，这一点与以往传播的情况有所不同” 。 到了庚子事变后，教会更是借助了蒙古的赔教地，势力得到空前的膨胀，整个河套一带的教堂达十余所，贺兰山东有市镇三道河，是其汇总。 汉族移民不仅有土地可耕?而且能得到教堂的保护。当时教堂势力非常大， “从事于育婴、医药种种慈善事业?同时对于防御盗匪?维持地方治安，亦能一律认真办理，因此大得教民信仰，蒙汉人民相率入教者，几与日俱增” 。教堂还凭借其政治力量?偏袒教民，包揽词讼，要挟地方官吏，以至于 “蒙汉人民，不知尚有中国官吏，甚至不自知其为中国国民诸如此类，影响边疆政治，实非浅鲜”。 三、后套地区移民来源及移民垦殖 1.后套移民的来源 清初后套移民来源 ：一是邻近省份的移民。明清之际，陕西、山西两省边境农民入套耕种始终没有间断，开始也还没有大规模的渠道?只是在河边引水灌溉，春出秋回，当地也没有形成移民村落。 到了康熙三十年，山陕北部发生严重灾，?清廷为缓和社会矛盾和保证清军西征噶尔丹部时的粮草供应，鼓励灾民移居口外发展后套农垦。于是 “在康熙时代，为了军事的目的奖励开垦，由中国本部来的汉族农民进入此地区后套地区”。 再次是公主的随嫁人。 《绥远通志稿》 载，清初 “阿拉善王纳清公主，公主欲治菜园，实时招用汉农辟地数十顷”， 于是吸引了一部分逃荒来的汉族民人来此租垦务农， “时黄河行北山下?诸分流自北而南，河流狭窄?只能驾小筏行于其中” ，人们依靠这个有利交通条件来往于乌加河的一带。 2.清末放垦前后套地区的移民开发 乾隆年间，汉族民人己经 “越包头而至后套?浚渠耕田道途相属”， 大量移民进入后套开垦蒙地始于道光年间。陕西府谷商人甄玉、魏羊在嘉庆年间开始在后套缠金地叼开设永盛兴、锦永和商号，达拉特旗的王公曾向他们借银五万两，因无力偿还，遂于道光初年奏准将该地开放，以偿还欠债。 即使到了民国七年，按照五原知事王文挥所说，五原全县人口 “固定者约五千户，流动者二倍之。汉民居多，……春间来租地，种植一年或半年，即行他徙，往来无定” 。至于说这里的回民，也就 “数十家” 。毋庸置疑的是，清末放垦前，在河套定居下来的移民数量不大是不争的事实，当时五原厅寄居包头，也反映了后套地区人口的稀少。 3.清末放垦与移民 光绪二十八年，清廷以 “近边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蒙古十三旗荒地甚多，土脉膏腆，自应及时开垦?以实边储，于旗、民生计均有裨益”为由，派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 驰赴晋边督办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及察哈尔八旗垦务。蒙地放垦自此展开，从此官方势力也进入到整个河套地区。 清廷通过放垦蒙地收取押荒银，为的就是解决 “度支竭撅” 的问题。从清廷在签订 《辛丑条约》 ，决定缴纳庚子赔款之后，才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的奏请，开始推行放垦蒙地，便是明证。 土地放垦前，渠道多借助于地商以民间力量自行开挖和管理，地商沿着渠道设置公中，对渠道和土地统一管理，回报率极高。放垦开始后， 渠道由官方收回，水利由西蒙垦务总局包办，也曾出现轰轰烈烈的移民现象，但在贻谷被罢免后，由于经费短缺，地商不支持，渠道很快废弃， 迁来的移民因为生活无所依托，大多迁回口内。 可见清末的放垦，不仅没有引起新的移民，而且很大程度上导致移民回流现象，很多己经落户的民人也迁回原籍。 四、结语 从清朝初年开始，山西、陕西北部为主的汉族移民迁居到西口地区定居，他们多从事务农、经商等活动?只是大都春出冬归，所耕种土地也无固定的处所，与蒙人游牧相同。 首先来到这里的是因政治关系逃到口外进行开垦的，这些人多是反抗清廷失败的明室遗民，他们或者避难一时，或者春去秋来，有长远的打算开始的时候常常受到蒙古人的威胁，没有任何起色。从移民的籍贯看来，整个西口地区，除后套地区移民多来自陕西、直隶两省籍之外?其他各地，几全为晋省之民。 这些人多是游手好闲之徒，在原籍地无以谋生，便流寓到此，稍有资本的人，向蒙旗王公包租地段，自号商人，安设牛俱，名曰公中，引黄河水进行灌溉。这些灌溉对于缺雨的后套地区农业的发展贡献很大?更促使春去秋来的 “雁行人” 定居下来。 到了清末，西口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汉族村落逐渐增多，移民社会风貌初见端倪，大量土地被开垦，农耕人口成为人口结构中的主体，经过移民的长期开发，西口地区形成独立完整的移民社会，为民国时期的建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