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情》：“乡土叙事”的新时代影像范本

电视剧《山海情》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剧作表现了当地人民为响应国家号召，实行吊庄移民整村搬迁，他们在福建省对口扶贫工作队以及技术专家的支援下落实了一系列帮扶政策，如劳务输出、科技种菇、乡村支教、建立闽宁镇等，最终实现改头换面、摆脱贫困，并过上了幸福生活。如果说宁夏是“山”，福建则为“海”，“山”和“海”虽然远隔千里，但“山”“海”两地的人民则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心心相印、唇齿相依，“山”和“海”的守望相助最终实现了“闽宁”扶贫减贫的奇迹，昔日的“干沙滩”最终变成了“金沙滩”。 全剧情节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1-7集）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农校毕业后的青年马得福（黄轩饰）回到家乡做起了帮扶工作，移民工作困难重重，吊庄建在戈壁荒滩，没水没电沙尘肆虐。面对前期移民的“逃跑”，他不得不让作为代理村支书的父亲（张嘉益饰）动员大家再次回到搬迁地，迁入地环境的荒凉与艰苦让移民们叫苦不迭，马得福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给大家做思想工作，稳定人心。第二部分（8-16集），以陈金山（郭京飞饰）为代表的福建省扶贫干部来到闽宁村开展对口帮扶工作为故事主线，以凌一农教授（黄觉饰）为科技带头人带领大家种植双孢菇为故事副线，讲述了陈金山初到闽宁村因语言沟通不畅而闹出一系列笑话，他请来凌一农教授进行科技扶贫，教授大家种植投入少见效快的蘑菇，马得福的弟弟马得宝（白宇帆饰）带头种菇，在尝到了甜头后，村民们纷纷建棚种植，最终导致蘑菇市场饱和，销售渠道不畅，凌教授带领大家打开销路，解决村民困境。第三部分（17-23集），故事的时间线发展到了21世纪，昔日的闽宁村变成了闽宁镇，但是教育问题、工程问题、经济问题、搬迁问题都摆放在新时期闽宁镇的发展面前。人们都有了自己新的家庭和归宿，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当人们再一次回到涌泉村，站在山峦眺望这片曾经生活过的土地时，谁也不会想到往日的黄沙戈壁变成了眼前的绿水青山，山川换颜，水土重生，塞上处处是江南的愿望正在实现。 纵观近年来获得口碑与收视率好评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从《人民的名义》《大江大河》《大江大河2》再到近期热播的《隐秘而伟大》《觉醒年代》，我们会发现它们的成功有很多相似之处。是什么让这些主旋律电视剧赢得广大群众的青睐？又是什么让《山海情》这部“土得掉渣”的电视剧在电视和网络播出后影响巨大反响，豆瓣评分一度冲上9.4分？这样一部以“扶贫”为题材影视剧为何能引起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凡此种种，值得深思。 一、视听语言：赋予影像价值 视听语言的真实再现，赋予了《山海情》独特的影像艺术价值，这些视觉和听觉元素并未流于表面，而是直抵观众内心，成为艺术构建和意义构建的重要部分。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作品，环境的描写与铺垫，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一定程度上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展现空间的地理风貌和人文风情，同时支撑起影视剧的审美建构和文化意蕴。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原始的乡土风貌，已经慢慢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去，而《山海情》却将人们的视线从钢筋水泥混凝土的都市拉回到了往昔的乡土村落和戈壁荒原，视觉的反差与张力撼动了现代“打工人”的“近乡情节”。荒原、旷野、天空、白云这些自然元素成为久居城市方格中的人们对诗意生活和远方田野的期盼，自行车、拖拉机、煤油灯、大喇叭等老物件，将观众的视线拉回到了属于各自的青春年代，导演从一开始拍摄就精心准备了各种富有时代气息的“服化道”，剧中的服饰不同于现代剧或古装剧中沉稳的西装革履和华贵的金银绸缎，根植于广大群众的“布衣”是那个时代工业制品发展的见证，复古与怀旧思潮在这种视觉冲击下产生共情。 听觉语言的表现主要体现在方言与民乐上。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运用早已不是新鲜事，近年来热播的《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IP剧中都是使用的接地气的方言。一方面可以塑造更为生动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传播地域文化。《山海情》中的“泛西北”方言，“好滴很”“莫得事”也变成了观众看剧之后耳熟能详的 “口头禅”，这种台词的口耳相传，剧情的情景再现，将艺术化的生活再生活化，构建了现实生活与艺术世界的交往空间。台词的表达建构着语言环境，语言环境的塑造又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于场景、空间、剧情的摹写。 另外，剧中不同方言沟通交流产生的的语言障碍也成为电视剧幽默艺术化表达成分的加分点。扶贫干部陈金山的闽南话混杂在西北地区的交流语境中，语言的差异带来沟通交流上的困难，一是语音上的差异，当地人民把“治沙”理解为“自杀”，“菌草”听成“金草”，跨语言的听觉接受滞后了语言表达的理解与反馈，同时也给剧情的发展增添喜剧风格，从而进一步调动观众的情绪介入，加深对人物形象的记忆与理解的程度。二是语义理解的浅薄化，村民将具有深层文化意指含义“牵线搭桥”“中间人”的“搭建桥梁”错解为语言表层文字含义的“修建桥梁”，这些都造成了传-受双方信息编码与解码的不对称，它也让人们认识到普通话的普及在中国广袤大陆上的重要价值。如果说一首“信天游”能够满足听者对于所有陕北地域文化特征的想象，那么《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就是本剧的“叩心之乐”，它以方言吟唱，同时由不同个体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段吟唱，一咏三叹、回环往复，叩击观众心弦，产生了“余音绕梁”的审美接受效果。一首带着方言腔调演绎的《春天在哪里》则不仅体现着学生们的纯真与喜悦，也彰显着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生活的渴望，最简单的歌曲、最常见的意向，将观众的情绪回溯至各自内心深处的舞台。它们在推动剧情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剧中故事的感染力，同时对富有民族气息的地方音乐的传播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家国叙述：绘就时代符号 电视剧以宏大的家国叙事模式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不同时代的历史背景与生活主题，构建了广大偏远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像见证与艺术写照。《山海情》以“扶贫”为题材，在“大国叙事”的框架下讲述着中国宁夏和福建两个地区发展进步过程中的扶贫、减贫模式，他们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划出经济建设示范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充分发挥敢为人先、吃苦耐劳的精神，开荒拓土、自力更生，同时让一部分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们带动后富，由此创造性地展现了剧中的“闽宁扶贫模式”。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闽宁镇的发展成就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的典范，也体现着中国式脱贫致富的成果，正如剧中结尾所写：“这是一幅荡漾理想主义浪漫蕴涵现实主义真切的画作，从秃山闲地走到绿色金滩；从一息尚存走到生机勃勃；从穷乡僻壤走到富饶美好。这不是理想，而是一个人一群人的真实经历，更是时代大潮写给每个人波澜壮阔的史诗。” 这样一部主旋律电视剧充分融入了时代发展的要素。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面对着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偏远的农村社会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为寻求经济发展广大的青壮年劳动力向西海固的女子一样外出务工，而村中剩余的就只有老人与孩童。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使得他们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变得叛逆与固执，疏离了血缘的亲情和由家庭带来的幸福感；而缺少照料的老年人则在日复一日的蹉跎中无疾而终，如果说“古代的农民‘年高而享尽了生命’，那么作为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则处在一种不断通过思想、知识与问题而更新丰富的文明之中，他们很可能是‘对生命倦怠’，而非享尽了生命。”这种由时代转型和个人经济发展带来的亲情伤痕，也是这个时代发展不可抹去的印记。 农村偏远地区的教育问题也是剧中极力刻画的一部分。一个地区只有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只有一个老师。留守儿童乡村教育是剧中同时也是现实社会里值得关注和反思的话题，也许正是这种源于观众自身又超越观众自身的叙事，这种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密切衔接的影像，将个人的经历寓于广大的家国叙事，以此实现情感的共鸣。此外，剧中的婚嫁、丧葬、姓氏起源等社会习俗、民族风情均在细腻的镜头语言中被展示出来。水花（热扎依饰）的父亲可以为了一口水窖一头牲口就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人，这种视女性为“物品”而随意交换的现象在广大落后的乡村是稀松平常的，展现出偏远农村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巨大“裂隙”。而邻村的长者也可以将一个客死异地的陌生人厚葬己乡，涌泉村的原著村民“李家”也可以收留从陕西逃命的“马家”人，以及“枸杞可以不红，但是人心不能黑”等情节的细节化呈现，则展现着广大农民群体的真实面貌与朴素道义精神，这种人文关怀是中国乡土社会中与生俱来的善良和淳厚价值观的体现。 三、人物塑造：展现基层生活 生动形象的人物塑造是《山海情》打动观众的力量源泉。剧中的角色大多性格鲜明，有血有肉，他们是真实存在于基层存在于乡村和鲜活生活中的形象，甚至就是广大农民脱贫奋斗过程中自身行为和故事的展现，不止“苦脊甲天下”的西海固，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都可以在剧中找到相对应的典型人物。 从叙事功能的角度来看，剧中的人物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张树成（胡明饰）、马得福、陈金山为代表的扶贫干部，他们既是影视剧中的“带头人”“领路者”，同时也是取材于现实社会中先进人物的代表。一个一开始想当“逃兵”的张树成，在杨县长（闫妮饰）的教育下明确了自身的职责和使命，也更加坚定了他扶贫的信念，以至于后来的他又一次返回闽宁镇指导工作，直至牺牲在扶贫一线，展现着一个扶贫干部为人民谋福利的初心和使命。马得福是广大基层青年扶贫干部的一个缩影，他的成长史就是涌泉村的变迁史，也映照着“闽宁”村民们的奋斗史。将个人命运的与国家发展联系起来，以个人成长见证着国家的发展巨变，是本剧塑造人物形象的一大特色。在扶贫的道路上，更多的知识精英、青年群体的返乡，他们的艰苦奋斗使厚重的中国乡土文化重新迸发出了活力。马得福不仅要解决工作上的难题，还要处理好个人与领导、同事、家人（兄弟）、乡里乡亲的问题，他奋战在基层一线，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当代青年的梦想在磨砺中绽放光彩。而杨县长、吴月娟（姚晨饰）、潘书记（王凯饰）等角色的成功塑造又将观众的看剧体验升华到新的层次，他们保留着一个干部的初心和使命，把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放在第一位，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懒政怠政等不正之风，成为观众凝神聚气的着力点，提升了观众看剧的“爽感”。 第二类则是以凌一农教授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和以白崇礼（祖峰饰）为代表的乡村教师以及以郭闽航为代表的青年乡村支教老师等角色，他们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和社会的良心。凌一农教授无偿教授大家种植菌草蘑菇，能忍受西北地区恶劣的生活环境，甚至数月不洗头。在对待“谷贱伤农”的问题上，他亲自跑遍全国寻找销路，还与投机倒把的商家大打出手，展现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与道义担当。对于凌教授的离开，群众的集体送别不只是感谢更多的是感恩，是人民对科学技术改变生活形成的共识和对知识分子的崇高敬意。作为人民园丁的白老师甘愿扎根乡土做一辈子的教书匠，将毕生精力投入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面对辍学学生，他数次家访为学生寻求和争取受教育的机会，这种崇高的职业道德精神，观众怎能不为之动容呢？ 第三类是以马喊水、李大有、李水花、白麦苗（黄尧饰）等为代表的普通群众，他们在共同的生活空间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它们可赞、可叹，可恨、可悲，不同性格区分不同形象，不同形象构成了人生百态。作为代理村支书的马喊水在村里有一定的威望，能够说服和动员广大群众移民和搬迁。李大有的形象是普通的农民代表，从一开始拒绝种菇到偷偷种菇再到烧毁菇棚，可以看出他见识短浅，没有决断，做事情见风使舵且脾气急躁；但更深层次是一个乡土农民渴望摆脱贫困的急切心愿，从对待用硫磺熏枸杞的态度上，又可以看出他有着乡下人本质的倔强、淳朴与善良。而剧中的李水花和白麦苗则是广大农村女性的代表，李水花以一己之力，拉着瘫痪的丈夫和幼小的女儿，跋涉七天七夜，从苦水村赶到玉泉营，争取“吊庄”指标。在面对众人对父亲的指责时依旧为父求情，忍辱负重、毫无怨言；在丈夫失去双腿、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主动承担家务，照顾父女生活起居；在生活上勤俭持家却肯为丈夫买轮椅和为女儿教育花钱；在面对与马得福的关系上，她也不卑不亢，大方利落。白麦苗作为第一批赴闽务工的西海固女子，在工厂积极进取，勇争第一；在火场奋不顾身，抢救物资；她还心系家乡，积极支援家乡建设发展，成为现代化社会进程中广大女性的先进典型。 身份的不同，其阶级、立场也不尽相同。干部、农民、知识分子在诸多事情的交织与个人前程的发展中有着各自的利益与诉求，“高速路”与“独木桥”的选择问题是每个人发展过程中都要面临的抉择：独木桥危险但是让人警觉，高速公路虽然平坦，但是容易让人麻痹，容易出事故，而且一出事故就是大事故。面对这样的哲学问题，白老师的点拨成功地升华了一位良师益友的人物形象，将人物活化在观众心中，让观众面临这样的问题也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四、乡土情怀：成就情感共鸣 高高在上注定“死气沉沉”，扎根基层才能“活灵活现”，《山海情》的热播是乡土情怀的复活与“乡土叙事”的伟大胜利。“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国家的最小单位是家庭，家庭的积聚形成了部落，而部落的发展壮大最终形成国家的雏形。早期的先民都是从乡土中走出来，多多少少都带着“土气”，这是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与民族基因。无论城市如何发展，无论人们走到哪里，走得多远，都会寻找其自身出发的起点，这起点就是祖先们安身立业的原点。激速流变的现代社会里，人们似乎很难再去发现乡土的气息，幼时家乡的模样也似乎在脑海和视野中慢慢淡去，儿时的玩伴、放学的游戏，劳作的田野、务农的工具，这种深厚的“乡土情怀”勾起了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的想象与回忆，剧中的“土气”就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站立地方的泥土的气息，是接地气与亲民心的。 《山海情》中安土重迁的观念在被打破。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人在哪里出生就在哪里生了根，部族村落的血缘亲疏由此形成了长幼秩序、尊卑观念、家族伦常，稳定的乡土社区靠的是年高德劭的长者维持秩序，而不是现代意义社会的强制性契约。村中的老者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辈生活过的村落，那里是他们寻求祖先的根基和延续种子的命脉，而从村落中散播出去的种子，他们在外面的世界看到了迥别于古老旧乡的都市风景，更好的教育、医疗、就业、居住条件让年轻的种子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变，他们敢于断离原有生存空间与新垦地的空间联系，追求自己的新家园、新生活，寻找更好的生活空间，安土重迁的传统情怀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得以消解。乡村中的新生代年轻人从中学时期就开始远离自己幼时生活的故土，在异地他乡学习工作生活，社会契约、法治观念让传统的因血缘等级形成的宗法秩序在逐渐淡化，平等、开放、包容的现代社会体系被接纳并成为现代文明社会基因的共识。如果说“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新的生存空间的发展塑造着新的社会秩序，不同的城市空间发展等级构成了地缘社会的差异性。空间越发展，规制越完善，社会中的契约也越和谐。传统封闭的村落中社区人口的弱流动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社交圈，让村民们保持着对家族血缘宗亲的谦卑与恭敬。而更为发展的地缘社会中延伸出的业缘关系更加注重契约精神，业缘社会中更加流动的人员往来、商业贸易使得彼此的信任成为奢侈品，人们需要依靠彼此的信念、内心道德的约束力和法制的红线来保证人际关系的和谐。新的家国礼法社会秩序代替了旧的风俗道德伦常，人们的思想在更新，就像剧中所说的，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先人手里，一头在年轻人手里，年轻人到了哪里，就能在哪里再扎根，越来越多的农民也逐渐融入城市发展的大潮，汇聚并形成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守望”与“扎根”成为现代社会乡村振兴伟大实践中人文关怀的着力点与突破口。2021年2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这既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一个标志，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奔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要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社会新乡村。还应注意到，人是村落社区中的核心与根本，乡村振兴不仅是物质的繁荣，更是人的精神与情感的自由和“飞跃”。《山海情》中的闽宁镇，适应了现代化乡村发展的新模式，城里的人回到家乡，在家乡建工厂、开药店，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与创收；家乡的人也有了自己的新产业，枸杞的种植成为宁夏地区的特色产业，养育着一方水土的父老乡亲。人们逐渐意识到，不用背井离乡也能看见“春天在哪里”，土生土长的“家门口”也有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与出路。乡村的老年人不用在“守望”中翘首以待自己儿女的归家，天真烂漫的孩童也不用再远离故土“扎根”他乡，乡村成为了留得住乡愁的乡村，所谓乡愁，有乡无愁，无乡便愁。城镇化应该是留得住乡愁的城镇化，让住在城市的人一样能感受到乡村围炉夜话的安宁与静谧。 五、结语 《山海情》的火爆绝非偶然，因为“真实性”是其生命和力量，它以时代发展为真实故事背景，选取“扶贫”题材作为艺术表现目标，同时它既植根基层群众，又贴近当代受众的观剧需求。剧中角色是真实人物的还原与再现，在讲述看似普通故事的同时兼具极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性。独具魅力的视听语言蕴含着独特的影像价值和深厚的美学造诣，乡土中国的艺术形象在剧中徐徐展开，形成了富含艺术特质的风俗画与风情画。缔结在国人心中的“乡土情怀”是抹不去删不掉的集体记忆，这也正是该剧广受青睐的主要原因，因为只有接地气、亲民心的文艺作品，才值得被人民喜爱，被时代传唱。 （原创文字，未经授权严谨抄袭、复制、二次演绎，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