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年前，进步主义在美国还风靡一时，其在文化领域的激进主张给民主党的议程定下基调。从“绿色新政”到“重建美好未来”，从“废除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到“撤资警察”（Defund the Police，通过大幅削减警察部门预算，倒逼减少暴力执法），从“黑人的命也是命”（BLM）到“多元、平等、包容”（DEI），似乎打开了“奥弗顿之窗”（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麦克金纳克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约瑟夫·奥弗顿提出，旨在激活政策讨论，使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政治主张成为可能），只等着美国选民来接受。正所谓“政治是文化的下游”，文化议程重塑了民主党的形象，使之从多种族“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社会精英的政党。许多观点认为，这种转变酿成了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的惨败。
哈里斯败选后，民主党迎来一场激烈的内部反思，矛头指向意识形态领域，认为民主党“脱离群众”，只在乎文化精英关心的社会议程，不顾底层选民的“面包问题”。在这场到目前为止仅是个开始的讨论中，左翼的处境最为微妙，他们的进步文化议程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的“阶级属性”又是不容忽视的重点。左翼政治的走向将是决定民主党未来形象的关键变量。
2024年11月6日，美国现任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发表讲话承认败选。图为亚特兰大市内一酒吧里正在观看直播的民主党支持者。
反思
选举之后，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等著名左翼人士以及《新共和》《雅各宾》等左翼媒体提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批评民主党抛弃“工人阶级”选民。在美国的政治语境中，“工人阶级”指未获大学文凭的劳工阶层。美联社调查选举民调数据的系统AP VoteCast显示，民主党此次在整体“工人阶级”选票中所占份额从2020年的47%缩减到43%。初步的县级数据分析则表明，在“工人阶级”选民密度高的县，哈里斯的支持率大幅下降。桑德斯在选后发表的声明中说：“不足为奇的是，一个抛弃了工人阶级的民主党会发现工人阶级也已抛弃了他们。”分析指出，民主党过去十年一直在失去“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但却始终自满于一个信念，即可以通过赢得受过大学教育人群的支持来弥补这一损失。根据出口民调，本次大选中哈里斯以相对于特朗普15%的优势赢得了拥有大学学位的选民，领先程度比拜登在2020年时还大。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选民也以创纪录的规模转向民主党。左翼人士坦言，民主党已经悖离了“工人阶级”和蓝领阶层的本源。
第二，批评民主党被“影子党”操控。左翼认为，虽然哈里斯在竞选的最后阶段在边境问题上“向右转”，且以民生为重点（如突出禁止哄抬价格、2.5万美元首次购房补助、扩大儿童保育税收抵免等政策）争取“工人阶级”选民，但这些变化最多是战术性的，仍然抵不过民主党的整体叙事转变。左翼指出，民主党愈发“脱离群众”的原因是被“影子党”操控。“影子党”包括倡议活动团体、智库、基金会、出版物及其网站，以及大额捐赠者等，他们并非属于民主党的正式组织，但却构成竞选机器的基层主力军，一年多来一直在宣扬低失业率、工资增长和股市繁荣的“健康经济”，与底层民众的“真实体感”大相径庭。左翼认为，哈里斯在竞选最后阶段接受亿万富翁马克·库班的支持、共和党“新保鹰派”切尼家族的站台，还与国家安全团体结盟，更加坐实了民主党受“影子党”操控的“精英属性”。
第三，批评民主党没能回应国家的“系统性失败”。桑德斯发布的选后分析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左翼的集体认知：虽然“民主党领导层捍卫现状，但美国人民很愤怒，想要改变”。桑德斯的潜台词是，民主党执迷于古老的政治规范和传统，但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已经失败，政客懦弱腐败，唯一的出路是摧毁该体系。在四年前的民主党初选中，另一位左翼代表人物、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也曾提出“需要重大的结构性变革”，然而这套叙事没有被民主党主流所采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特朗普的竞选也离不开大资本的支持，但他却拾起了“打破精英政治腐败”这张牌，这套叙事如今对选民的控制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
兴衰
美国左翼政治的生态及其发展可以放在全球视野下来观察。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谱系中，左翼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派系：社会民主派、绿党派和极左派，美国的左翼政治也不例外。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民主派垄断了西方绝大多数左翼选票。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将经济问题置于首要地位，吸引了大量蓝领选民，也使社会民主派能够在广大中产阶级当中建立支持基础，其中就包括学生、艺术家、教师、公务员，等等。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美国克林顿时期的民主党都属于这一派。这种支持者的组合又被称为“波西米亚—无产阶级联盟”，在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中大致确保了左翼主要政党能够可靠地获得大约1/3的选票。
如今有两方面原因导致社会民主派在选民中的吸引力下降。一是经济结构的转变，即从以工业为基础转向以白领和服务业为主。二是西方国家出现了文化而非经济上的政治分歧，低薪工人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价值观距离拉大，“波西米亚—无产阶级联盟”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
在此次美国大选中，民主党确实尝试过同时安抚“无产阶级”和“波西米亚”派，以维持其传统联盟，例如倡导堕胎议题，同时在移民问题上“向右转”，并且提出具有民粹色彩的经济政策。但是，文化议题要比经济议题更难妥协，尤其是在堕胎、性少数群体权利或移民等深层次情感问题上。社会民主派想要同时安抚这两部分支持者只会加速对两者的疏远。不难发现，不仅仅是美国，近年来在整个西方世界，大量“工人阶级”选民都从左翼转向极右翼，例如，奥地利自由党、德国选择党和英国改革党均在“无产阶级”中占据上风。而来自城市和受过高等教育的“波西米亚”选民则抛弃了社会民主运动，转而支持绿党派，这些选民往往在文化问题上非常“进步”。
随着社会民主派的衰落，选民开始寻找左翼的替代方案。十多年前，极左派看到了结构性变化的发生，以桑德斯为代表的左翼政客抓住机遇，声称要回归早期左翼政治的口号和政策，毫不掩饰地强调“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时大声宣扬社会革命。极左派还尝试和文化左翼建立“临时联盟”，但随着桑德斯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参选总统失败，极左派还是无法取代社会民主派。
以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为代表的“进步派小队”前些年尝试将民主党“绿党化”，试图重塑左翼的面貌。由于他们在文化问题上非常“进步”，因此始终如一地拥护“进步的社会价值观”，并且拥抱移民。这实际上帮助了民粹主义右翼在党内权力争夺中“战胜”传统主义保守派，因为民粹主义右翼致力于妖魔化移民。换言之，今天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之所以能够统合共和党，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感谢民主党的“绿党化”。
未来
从长远看，虽然城市受教育程度高的选民人数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将使绿党派处于有利地位，但他们的“世界主义”观点也将限制其发挥潜力，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多数美国人将继续住在大都会郊区或中小城市，文凭止于高中或只能就读大专院校，且对快速的文化变革持保留态度。与此同时，极左派长期以来一直努力培养和团结有凝聚力的支持者群体，但由于缺乏稳定的基本盘，他们很可能仍是美国政治体系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因此，左翼未来能否建立持久的多数联盟仍取决于社会民主派的走向。
社会民主派将更关注选民的物质利益。在社会民主派此前的“无产阶级”基本盘中，已有不少人将他们视为出卖经济利益的建制派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群体受极右翼吸引加入到MAGA阵营当中。民主党已经关注到近年来MAGA阵营构建的多族裔“工人阶级”联盟，尤其是不少具有反共底色的拉丁裔移民加入到共和党的支持群体中。因此，社会民主派如要拉拢这批选民，不仅会更加坚定地支持提高工资、争取社会福利，同时也会抵制极左派的反资本主义言论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社会民主派也将更谨慎地对待“工人阶级”选民本能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虽然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在增强，未来几年特朗普政府仍很可能优先出台大规模驱逐移民、普及修正主义历史、反对DEI立法、解散教育部、将“只有两种性别”写入法律、将使用堕胎药（米非司酮）定为犯罪等极端政策，这些都将引发围绕文化议题的更多乱斗。对此，社会民主派将如何接招，如何谨慎地避免被动掉入“绿党化”陷阱，是其重组“波西米亚—无产阶级联盟”并实现复兴的关键。
作者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4年第23期
原标题：《陈佳骏：民主党败选后，美国左翼政治将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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