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孔子——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孔夫子

何新《孔子新传》摘录：青年孔子——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孔夫子贫穷，勇敢，智慧，幽默，收伏黑道人物，善于理财经商，孔门是一个抱有救世宗旨的政治社团 第一章世家与出身考（略） 第二章 “贫而贱”的早年生涯 1、子曰：“吾少也贱”各种史料记载均表明，孔子的少年、青年时代——“贫且贱。”孔子自己也曾经自述说：“我幼年生于贫贱，不得不自谋生活，所以会做许多下等人才做的事，而士君子就不可能去做这么多事！”孔子幼年家境出身于贫贱，所以他很早就领悟了人生及世态。 据儒家经传，周代极为重视贵族子弟的培养和教育，建立了成熟的学宫制度。周礼规定：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但是少年孔子却没有入这种贵族之学的资格。 孔子成年以后曾回忆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所谓“志于学”，就是有志向往学习。但由此可见，在十五岁以前，孔子没有机会接受当时贵族子弟必经的成为“君子”的正式启蒙教育。 事实上，如果说孔子“十五志学”是仅仅是向往于学习，那么直到十七岁后孔子才发愤苦学和外出游学。将这种励志过程同孔子的出身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如下的因果关系：孔子幼年无父，少年丧母，十七岁时由于出身微贱而遭受鲁国贵族季氏的管家阳虎的羞辱。于是孔子明白了自己虽似乎有“贵人”（？）之私生子之血脉，但并没有作为贵族嫡脉子弟的“士君子”的资格，出身血统也不能得到贵族社会的承认。此后孔子立志要自我修养，学习本领。孔子曾经说自己“三十而立”，也就是到三十岁乃学有所成，形成独立的人格。 《史记》说孔子身材高大，“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荀子说：“仲尼之状，面若蒙魌”。（《荀子·非相》）可知孔子之头颅特大，有如戴着面具。 总之，孔子仪容魁伟，相貌与众不同。那么世俗所传鞠躬佝偻、谦和平庸之孔子像，盖多失真矣！ 2、“ 多能鄙事” 孔子在少年及青年时期，为谋生计，曾从事过多种卑贱的职业——即所谓“鄙事”或“贱事”，以至备受社会的侮辱和歧视。所以成年后孔子曾对弟子们这样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此语中所谓“贱”，就是指社会身份的卑贱。所谓“能”，有耐受之意，也有技巧之义——多技曰“能”，善忍曰“能”。总之，所谓“鄙事”——即卑贱之事。 孔子还曾经说自己“吾不试，故艺。”《说文》：“试，用也。”《诗·小雅》：“私人之子，百僚是试。”《传》：“试，仕也，职事也。”艺者，才艺也。这话的意思以今语解之即：“我因为未被起用当官，所以我有多种才艺。”试通仕，即当官。 由先秦两汉留下的许多传说资料看，孔子确乎有多种谋生应变的本领（“艺”）。传说的孔子平生的生活别具一格，既能享受珍馐美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能忍受清贫生活——“饭疏食，饮水”，吃粗粮，喝凉水，而且“乐在其中”。如果困乏了，孔子可以弯起胳膊当枕头入睡。《礼记》说孔子的爱犬死了，按当时的习俗，至少也应该找一张旧车伞盖把狗的尸体包裹埋掉。可是孔子很贫穷，没有车，连一张旧伞盖也没有，只好用一条破席子卷着把死狗埋掉。 由于自幼从事体力劳动，孔子锻炼得力气很大，据说能用双手折断城门的门闩。孔子奔跑起来速度很快，据说能追上狡兔。但孔子却并不以自己的力气大作为炫耀——“孔子之劲，能拒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列子·说符》） 孔子青年时代曾经为贵族季氏管理粮仓和牧场，所以懂得牛羊之习性——也就是说孔子少小时候可能做过牧童。传说孔子“善御”——善于驾御马车，会使用弓箭等武器，也会弹奏各种乐器。孔子箭术很精，曾演射于矍相之圃(地在今山东曲阜孔庙西侧），“观者甚众，如堵墙。”（《礼记·射义》） 孔子故乡的达巷党人曾讽刺孔子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意谓：大而无当的孔子，号称博学却没有一术精通成名。孔子听说以后，对他的弟子说：“吾何执（执，艺也）？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意思就是，究竟什么是我所擅长的呢？驾车还是射箭？我认为我善于驾车！ 此外，孔子精通乐理，善鼓琴，而且知音律。据说孔子甚至能从妇女的哀哭声中会意协拍出曲调的格律。 3、圣人无常师 从十五岁至三十岁这十五年间，即孔子的整个青年时代，正是他学习知识、培育理想以及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可惜，史料中有关这段时间里孔子事迹的记载，却几乎完全近乎空白。我们只能根据前人留下的若干片断记述，对此作出一些推测。 孔子自言，他是从十五岁起，开始励志自学。后世说孔子学无常师。他自己也说：其师无所不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实际意味着，孔子毕生都坚持着励志自学，博采多师，自我修养。 卫国大夫公孙朝曾经问子贡：“孔子究竟自哪里从学？” 子贡回答：“文武之道并没有丧失。因此，高明者自能习得大道，不高明者也能学习小道。孔子在哪里学习？难道非要有专门的老师吗？”公孙朝是卫国的高门贵族，他提出这个问题颇有挑衅性。而子贡的回答十分智巧——“大道自在，无所不能学”。但其实这只是一种遁词。既然大道自在，人人都可以通过自学而领悟文武之道，那么你子贡又何必拜孔子为师呢？ 事实上，孔子平生曾参拜过许多私淑之师，见诸文献的如郯子、子产、老聃、孟苏夔、苌弘、靖叔（乐）、师襄子等，皆为当世之达人，是当时贵族阶级中的佼佼才俊及有德者。 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平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贤，孔子皆后之，不并世。”又说孔子：“学礼于老子，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子。” 然而，有一点是重要的：孔子并不是贵族出身，所以孔子少年时没有资格进入当时各国为贵族子弟（“国子”们）所专设的国立学校——“即所谓社宫”、“泮宫”、“辟雍”。孔子一生，主要都是依靠刻苦自学而转益多师最终成为一位大学问家的。 4、丰富的人生体验 孔子年轻时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只会向隅苦读的书呆子。这种经历和阅历，使他成年后能应对三教九流，甚至能同社会上的无赖之徒、以至各种小流氓打交道。实际上，孔门学团诸弟子的社会来源和成分是颇为复杂的。 楚人东郭子思曾问子贡说：你们孔门内三教九流之徒都有。为什么孔子什么人都肯收留呢？ 子贡回答：“木匠门前多杂木，名医门前多病人，智者身边多愚氓（眯）。” 孔子听说这个问答后回应说：“我以大道教诲天下，什么样的人都不拒绝，所以人员自然很杂啊！” 当时横行鲁卫之间有一位著名的江湖大盗颜涿聚（是子路之妻兄），孔子也曾经收于门下而作为弟子。 孔子一生曾经历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仍然经常保持着乐观心态和坚强的人格力量。这种耐受力显然都是从他早年的艰苦生涯中磨炼形成的。 孔子认为做人必须具有原则，这个原则一是“仁”，二是“义”。根据孔子对“仁”的诠释，“仁”的原则就是利人、爱人、助人。而“义”者，仪（表）也。义的原则就是仗义，坚守准则——要敢于承担责任。 ［据孟子诠释：“义者，宜也。”所谓“宜”，即“应然”，即“当然”。略相类于德国近代哲人康德所谓“道德理想”之“责任感”。“义”，就是坚守准则，承担责任。］ 孔子认为，若违背仁与义的原则而贪求富贵，还不如一无所有地系身于清风白云。 从《论语》、《礼记》、《说苑》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孔子对于人生甘苦具有极其深刻的感悟和体验。孔子留下了许多警句格言，后来成为历千百年而不朽至今仍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例如：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浮一没，交情乃出。”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云云（均见《说苑》）。 这些格言警句的提炼，显然与孔子复杂丰富的人生经历有关。 孔子晚年曾说：“先知道礼乐的是野人。后知道礼乐的是君子。如果讲实用，则我宁愿追随野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一段话两千年来未得到经学家们的正确读解。 只有了解孔子之上述贫贱的出身背景，我们才能理解孔子何以以“后进礼乐”来贬抑“君子”，反而愿意追随有“实用”价值、“先进于礼乐”的“野人”。（略） 4、孔子称管仲拯救了华夏 管仲是齐桓公的国相，是春秋时最杰出有为的政治家及思想家。以今日的观点观察之，管仲实际也是一位政治改革家。 管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阜阳东南）人。管仲出身卑微，曾经经过商，而商人是当时贵族所看不起的贱业。年轻时管仲曾三次求仕为吏，都被官府拒于门外，认为他不具备仕的资格。管仲曾三次被征役去打仗，但管仲都临阵脱逃，因此管仲被当时的人们看不起。 管仲有一个朋友，是齐国宗室贵族鲍氏家族的公子鲍叔牙。鲍叔牙是公子小白的家臣，他知道管仲很有本领。 齐国国君死后，公子小白与其异母兄公子纠争夺君位的继承权。结果是公子小白获胜，即位即齐桓公。而在争夺王位的这场政争中，管仲是公子纠一方的人。公子纠试图发动反对齐桓公的政变失败，支持公子纠的管仲也被囚禁。 于是鲍叔牙营救管仲，而且将他推荐给齐桓公。齐桓公释放管仲，起用管仲担任齐国之国相。管仲执政后，对齐国内政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管仲在内政上削弱贵族，将公社井田土地划分于私家，承包给农民。 西周晚期，中国周边大陆地区发生持续性的旱灾，导致北方、西北及东北草原的荒漠化，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戎狄东迁南进于中原，压迫周王朝以及中原地区的华夏各国。 周幽王时，周王朝在戎狄的压迫下，不得不放弃都城长安而东迁洛阳，建立东周。 春秋四百年间，蛮戎夷狄大规模入侵中原，当时其人数及军事力量都强大于华夏诸国。自东迁以后，周王室本身已经没有军事能力率领诸侯对抗北方戎狄和南方蛮族（包括楚、越民族）的入侵。 在这种严重的外部形势下，管仲最重大的国策，就是扶助齐桓公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所谓。尊王，即尊周天子，借周天子号令联合统领华夏列国；所谓攘夷，就是率领华夏族联合起来抵御周边蛮族及夷狄的入侵。 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组织率领华夏族联盟，存卫救邢，伐戎拒楚，打退了进逼威胁中原的夷狄蛮戎，使中原华夏族各国免于被夷狄游牧民族所蹂躏。 春秋地图：可以看到纯粹华夏族所据地域甚小，且被戎狄分散隔离（楚、越、莒、舒等都非纯华夏民族） 因此孔子高度评价齐桓公、管仲的“尊王攘夷”政策——微管仲，吾其左衽乎？若不是有管仲，我们现在都要改穿蛮族的服装了吧？ 孔子曾经批评齐桓公有“不仁”之行，但他认为也只是私德之小节。而桓公重用“管仲为相，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益”——这才是政治之大节。 孔子以同样的历史观念评价管仲。 子贡曾经与孔子论史，子贡认为管仲不是好人，因为他背叛了旧主人公子纠，又反过来辅佐旧主人的仇人齐桓公。 孔子回答说：“正是由于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国称霸于诸侯，挽救了天下，使我们至今受其恩惠。如果不是由于管仲，我们现在可能都披散头发，露出左胳臂（指穿夷狄之服），成为夷狄之属民了。” 孔子在评论管仲时还阐述了他关于“仁”作为政治价值的独特见解。 孔子批评管仲富拟公室，筑“三归之台，塞门，反坫”。他认为，根据周礼，这些都是诸侯才享有的待遇，而管仲却僭越了。所以孔子说：管仲不知“礼”。若“管仲知礼，孰不知礼？”但是，孔子却说管仲知“仁”，管仲是“仁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评论说，孔子之所谓“仁”，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价值观念。对门人子路、冉求、公西赤以及令尹子文、陈文子等一时贤达，孔子都不曾称许其为“仁”。只把“仁”的评价授予管仲——这就是因为管仲辅佐了齐桓公，救援了生民百姓！ 孔子对管仲的这种评价，许多弟子们感到不理解。子贡就曾经与孔子辩论说：“管仲不能算仁者吧?他做了不少坏事！”（“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但是孔子回答说：如果连管仲这样的政治家都不能算仁者，那么世间还有谁能算仁者呢？因为管仲施政大济天下苍生，救万民于水火，为生民立命！他的大仁是千秋万代的楷模！ 5、孔子反对世袭世亲制度 （略）西周之宗法制，是一种世亲制。官爵父子相承，并且只能传给嫡长子，出身贵族而非嫡长子的庶子没有官爵之继承权。 东周以后，社会上非出身贵族嫡系的庶子人数大量增多，他们要求在政治上与贵族中的嫡长子们分享权力。由此发生了“用贤”与“世亲”的政治之争。 在孔子就此与齐景公的谈话中，实际反映出选举制与选贤制（禅让的本质）与世亲世贵的世袭制（即家天下、私天下）两种制度的对立。反映出用贤与世官制的对立，即庶民民主观念与贵族世袭体制的对立。 6、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 在青年时代的浪游生涯中，孔子曾登临齐鲁之境的雄伟山岳——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 泰山雄伟拔起于华北平原之上，东临沧海，北饮黄河。 泰山在上古被视为天山、圣山——昆仑山（说详何新《诸神的起源》）。泰山地区是黄河流域华夏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泰山古称岱岳、太岳，被尊为"五岳之首"。传说自神农时代即以泰山为神山——东部的“昆仑”（通天之山）。《史记集解》记：“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古代中土帝王登基之初，多来泰山举行封禅（祭祀社坛）的大典，昭告天地。先秦时期有72位君主到泰山封禅。泰岳主峰海拔1600米，故“孔子登泰山而小齐鲁。” 事实上，孔子一生对自然山水之美一直都有极深刻的感悟。他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曾经有弟子问孔子：“为什么智者喜欢看水？”孔子答：“水顺缘地势而行进，遇高则止，向低而流，好像水有智慧会进行选择。水流动中，不会遗漏任何缝隙，好像智慧的无所不通。那么水啊，不正是智慧的象征吗？” 弟子又问：“那为什么说仁者喜欢看山？”孔子答：“山体是那么博大，包容着草木千万种。大山让各种不同的飞鸟、走兽都生育于其间。那么山啊，不正是仁善者的象征吗？” 有一次孔子游泰山时，曾遇到一位名叫荣启期的隐士。这是一位老人，年事已高，孤独行走于野外，穿着鹿皮衣服，边走边敲打着乐器吟唱，一副悠闲快乐的样子。 孔子好奇而问：“老先生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这么快乐啊？”——难道您不知道自己已经面临死亡么？ 老人回答说：“天生万物，惟贵于人。而我能做人，这难道不是快乐之事么？男女有别，以男为贵，而我作为男人，这不也是快乐之事么？” 老人又说：“不知有多少婴儿，生下来还没见到太阳、月亮就已死在襁褓之中。而我今已行年九十五，却仍然健康地生活着，这不是第三件快乐之事么？ “我很贫穷。但人生下来本来一无所有，贫穷不是正常之事么？每个人总有一天会死，死亡是一切人生命的终结之点。我以守常之道而自然走向归宿，有什么理由不感到快乐呢？” 老人的话使孔子受到感悟，孔子感叹地说：“您讲得真好，做人就应该活得像您这么快乐啊！” 7、用智慧收伏子路 在年轻时代的这次漫游期间，孔子一个重大收获是收伏了他最重要的一位门徒子路。 孔子一生招收了数千名弟子，其中上百位人物有名望或建立功业而传世，然而其弟子中最著名者则无非是子路、颜回、子贡、子夏、冉有、曾参等十数人。而从年轻时代到晚年几乎追随相伴孔子一生的，则惟是子路。 子路，或做季路（子、季通），名仲由，史书中无记其姓氏（仲是排行），表明其出身非显贵之族。传说子路原是卫、鲁边境卞邑的一个“野人”，后人即以其地望为氏，所以或称曰卞氏。春秋时所谓“野人”，有横行狂野之义，也有出身夷野（夷狄之族）之义。 子路之妻兄弟名颜涿聚，是一位横行于卫、鲁、齐之间的著名侠盗（后来也师从于孔子）。 子路比孔子小九岁，在孔子诸弟子中，子路年龄应属于较大的。子路认识孔子时二十来岁，当时孔子也仅三十岁左右。 子路出身似非华族。春秋时，山东半岛乃是华夷多种文化及不同种族杂居之地。其中有姜姓夷（羌族之莱、黎分枝），又有山戎、羽夷及燕狄诸异族。 《史记》说，“子路性鄙”。鄙，古音通强，强悍也。《史记》又说子路“好勇力，志伉直”；即好勇斗狠，喜欢使用暴力，性格强悍执拗。 据《史记》描写：年轻的子路穿戴着夷狄之人的奇装异服，把公鸡毛插在头上，身着猪皮制做的古怪衣裤④——当时这都是非华夏族的“夷人”之装束。 孔子是在旅途中与子路偶然遭遇。子路看不起孔子，于是就找茬儿欺负（“陵暴”）孔子。但是孔子巧妙地设下了一些圈套，最终以智慧征服了子路。 究竟孔子是如何驯服子路的？史无详记。但是，据说在子路年轻时，他所崇拜的人是当时齐国一位著名的大力士、勇士孟贲。 孟贲，春秋时齐国之武士，以勇力著称。据说其猛力能同时搏倒两只斗牛。还有传说谓：“孟贲，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豺狼。发怒吐气，声喝动天！” 而在《淮南子》中有一段记述谓孔子曾与勇士孟贲比武。孟贲竞走捷步如飞，快得超过野兔，而孔子却巧妙地胜过了他。 孟贲与孔子较量力道，他用尽蛮力也打不开城门，而孔子却用计谋使紧闭的城门关锁折断。这次比武的结局使孟贲羞惭难当。 有理由把上面这两个故事联系起来。可能正是由于孔子与孟贲的比武折服子路，于是子路服气，乃改装易服，甘愿追随孔子成为门徒，向其学习智慧。 子路喜爱剑术，经常佩负一柄长剑。而孔子则不以为然，要子路摘掉。子路不同意，说：“腰佩长剑，何其雄哉！” 孔子说：“长剑之雄，不过只敌数人。剑术不如学术，因为惟学术之利，方能贯穿千万人之心。”于是子路领悟，表示：“敬而受教！” 后来《史记》之《项羽本纪》记项羽不愿学剑，愿学兵法为“万人敌”，与此故事则如出一辙。 8、“上士杀人用笔头” 但是事情多有反复。据汉人刘向《说苑》记，子路跟随孔子后不久，大概忍受不了孔子的许多束缚，失去了往日横行草野的自由。子路后悔，想摆脱孔子，甚至想杀死孔子。 于是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浪游的旅途中，一天，孔子命子路去山泉汲水，子路途中遇到一只老虎。子路力大，倒提虎尾，杀死了老虎。他将死虎的虎尾扭下，揣在怀里，提水回来见孔子，告诉孔子自己遭遇和杀死老虎的事。 但孔子对他说，这样杀死老虎并不算很高明。这话令子路非常不高兴，以至怀疑孔子是明知山涧处有虎，还让他去打水；又不让他杀死老虎，也许其实是要害自己。 于是子路就问孔子：“那么你认为该怎样杀老虎才算高明？”（“上士杀虎如之何？”） 孔子说：“上流之士杀虎，必须斩断虎头。” 子路又问：“那么中流之士该怎样杀老虎？”（“中士杀虎如之何？”） 孔子说：“中士杀虎提虎耳。” 子路再问：“那么下流之士该怎样杀老虎？”（“下士杀虎如之何？”） 孔子嘲弄说：“下士杀虎捉虎尾。” 这话大概气坏了子路。于是，子路将虎尾丢向远处，偷偷捡起一块磻石（大石头）自言自语：“夫子知虎在水边，而使我取水，是欲杀我也！” 子路回来又问孔子：“那么您可知道上士是怎样杀人的吗？”（“上士杀人如之何？”） 孔子说：“上士杀人用笔头。”（“上士杀人用笔端。”） 子路又问：“那么中士杀人如之何？” 孔子说：“中士杀人用嘴巴。”（“中士杀人用语言。”） 子路再问：“那么下士杀人如之何？” 孔子说：“笨蛋杀人才用大石头。”（“下士杀人用磻石。”） 子路被孔子说破心事，便将石块抛向山涧，转身向孔子施礼谢罪。 孔子笑了，称赞子路勇于改错，“闻过则喜”：“错，就不要怕改。”（“过，则勿惮改。”） 9、 孔子认为德行须以利益为基础 关于孔子与这位颇具个性魅力的弟子子路，还流传着许多有趣的轶事。表明在孔子与这位学生之间，实在有一种特别深厚的友情交流关系。 例如有一天，天是晴日，孔子要出门，让子路备齐雨具。出门后，果然遭遇了大雨。子路问孔子，夫子何以知道今天将会下雨？孔子告诉他，昨夜有乌云将月亮和毕星连在一起。 过了几天，子路在晚上看天象，月亮和毕星又被乌云连在一起了。而第二天孔子正好要出门，于是子路就为他备齐雨具。但出门时，孔子却说不需要带，后来天果然并没有下雨。于是子路感到困惑，请教孔子。 孔子回答：“那一天，毕星是在月亮的阴（南）侧，所以第二天会有雨。而昨夜，毕星是在月亮的阳（北）侧，所以虽然也有乌云，却不会下雨。” 事实上，孔子也许是想使子路明白，同样的道理，要视乎不同的具体情境才能成为有效验的真理。 另有一则轶事是，有一天，子路穿了一身新衣服来见孔子。孔子说：“子路啊，你怎么这么骄傲啊？看长江之水，从源头上最初流出，好像还浮不起一个小酒杯。及其流到入海口，没有大船，就别想横渡。为何如此？不就是因为不断有新的水流汇入到江中吗？而你穿着这么亮丽的衣服，神情骄傲，天下还有谁敢与你做朋友呢？” 于是，子路回去换了衣服，谦卑地来见孔子。 孔子说：“仲由，你记住！我要告诫你：出言应谨慎而不可轻发议论，行动应谨慎而不可轻于表现。洋洋得意，乃是小人之态！” “君子对知道的事就说知道，不知道的事就说不知道，言语要诚实。能做的事说能做，不能做的事就说不能，行为要诚实。像盗跖那种人，虽然名望很大，但君子不会尊重他，因为他的行为不循于礼义啊！所以君子不侥幸而行事，不取巧而言说，不虚伪以求名，正如《诗经》所说：‘不争竞也不怯懦，不骄傲也不卑微，’一切都要做到恰如其分！” 盗跖是当时啸聚山林横行于东方的一位著名大盗。孔子特地向子路提及他，劝子路不要效仿他，可能因为子路本来是很崇拜盗跖的。 子路的水性很好。有一次，子路跳入河中，救起一位落水者。那个人为报答救命之恩而赠送一头牛感谢子路，子路却不想收。孔子说：“收下吧，给他人做个榜样——做了好事会有好的回报，这样，鲁国人以后就都会乐于助人！” 有趣的是，若干年后，子贡也救助了一个人，那人赠金酬谢，但子贡拒绝了他。孔子知道后说：“这样很不好。因为助人却没有利益，以后就不会有人愿意主动助人了。” 这两则逸事表明，虽然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是孔子并非一个空讲道德的伪君子或者道德绝对主义者，他也是深深懂得实际利益对于人类行为具有的诱导作用的。 子路虽然刚强粗鲁，但却是一个心地十分坦白直爽的人。他后来追随孔子近四十年，成为孔子身边一位最忠诚的卫士，也是孔子最亲近的友人、兄弟和门徒。子路追随孔子几乎一生。孔子曾感叹道： “衣衫褴褛立于达官贵人的珠光宝气之中而能不亢不卑、坦然自处、依然故我，无欲无求所以也无所畏惧——这就是子路！这就是即便面对千万人也敢于特立独行独来独往的子路。” 10、 观海羡东夷 孔子旅游中途经泰山，还曾经遭遇这样一件事。 在深山中行进时，孔子听到一个妇人悲痛的哭声，引起了孔子注意。他从车上站起来，扶着车栏，仔细听，命子路停车下去看一看。 子路在山坳中看到一个妇人在一座新坟前哭祭。子路问她何人去世，家里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妇人悲切地说：墓里埋葬的是她年轻的儿子。她家从远方迁居此地，但此山有凶猛的老虎，以前她公公被老虎咬死，后来丈夫也被老虎咬死，现在她的儿子又死于虎口。 子路问：“那为什么你们不离开这里呢？” 妇人说：“因为只有这深山老林中，才没有官府的苛捐杂税啊！” 子路回来把妇人的话告知孔子。孔子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对弟子们说：“你们要记住这件事，苛政凶猛过于老虎啊！” 在漫游的旅途中，孔子还曾遇到过一个有趣的捕雀人。孔子发现他捕到的都是一些黄口小雀，就问他：“为什么你只抓黄口小鸟，却不抓大雀？” 捕雀人回答说：“大雀易惊而难被抓，黄口小雀贪饵而容易被诱惑。” 孔子又问：“那么难道始终抓不着大雀么？” 捕雀人答：“若是黄口小鸟跟从大雀，就都不易被抓。若是大雀跟着黄口小雀，那它就好抓了。” 孔子听后对子路说：“君子好比黄雀。如果跟错了人，也会身陷罗网的。”（“君子慎所从。不得其人，则有罗网之患。”） 在齐国游历中，孔子曾前往海滨，眺望东海。面对苍茫无际的海洋，孔子赞叹说：“沧海何以能大？是因为它身居于下位啊！”（“大哉河海乎，下之也！”） 孔子在胶东半岛上隔海遥望海对面的“东夷”（朝鲜）。殷商王朝亡国后，商朝的王子箕子逃亡到朝鲜，许多贵族中的贤者也追随箕子前去，所以当时人们都说“东夷多君子”。 孔子眺望远方，说：“我也想到九夷去住。” 有弟子说：“听说那里很穷！” 孔子说：“只要有君子住在那里，穷不穷又有什么关系？” 孔子还说：“如果在中国不得志，我宁愿乘船漂流于海外，那时只有子路仍会跟随我吧！” 子路很高兴，洋洋自得。于是孔子揶揄他说： ——“可惜子路你虽然很蛮勇，却没有别的本事！” 11、孔子、子贡首创儒商 令人极有兴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早年的第一次周游列国期间，孔子当时是以什么方法谋生？此时孔子尚未居高位，没有土地封邑，也没有官爵俸禄。虽然孔子身边已有几个弟子，但这些弟子也都需要有自谋生计的资源。 我推测孔子青年时代为谋生曾经经商，孔子本人很可能就是历史上最早的“儒商”。实际上，孔子仰慕的管仲在被齐桓公聘为国相之前，就曾做过商贩。许多人以为，孔子是依靠弟子献奉的“束脩”而谋生的。其实这是浅薄之徒的谬解。 有证据表明，孔子的学团非但不收费，而且是一个免费收养当时漂流于社会中的“庶子”（多余人、边缘人），并且为其提供食宿的社团。 以下的佚事，似乎可以印证上述的推测。 《韩诗外传》曾记述孔子在齐国时遭遇的这样一件事： 孔子行车在路上，遇到齐国的一位贤人程子，二人停车相语。谈话中，孔子知道程子生活有困难，就吩咐子路：“取下车上的彩帛十匹（当时彩帛可以代替金钱，以物易物而流通），以赠先生。” 但是子路不愿意，就假装没听见。于是孔子又作吩咐，子路只好照办。 程子走后，子路不高兴而责怪孔子：“我过去听您说过，君子不在路上交新朋友，就像女子不能没有媒人就出嫁一样。那么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孔子回答：“《诗经》中不是有这样的话吗？‘田野上的蔓草，沾上了雨露。偶然遭遇一位美人，令我特别地心动。虽然是仓促相遇，也要满足心愿。’（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齐国这位程子，是知名的贤人。今天碰巧与他邂逅，如果我无所表示，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面，那将令我遗憾。做人的大原则当然不能违背。但小道理，是可以随机应变的！”① 由上述这则轶事，不仅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性情中人，而且反映了孔子处世所具有的灵活态度。 周代时之齐鲁出产锦帛，称作“齐锦”和“鲁缟”。春秋时代，绸帛贸易极盛，据《史记》说，汉初通邑大都的市场需求中有：“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由于当时铜少，因此缣锦就是钱财的象征——可作为通货流通天下。在孔子出行的车驾上，竟然备有那样多的彩色帛匹，表明他当时也许是在从事经商贩运。 12、殷商族人多精商道 实际上，孔子先祖之殷商族人一向以善于经商而闻名。 商周以前，商人的古称本来是“贾人”，或曰“贾”。史称殷商人善贾，周人则重农。因之周人称贾人为商人，所以中国人至今仍称生意人为“商人”（即殷商族人）的缘由。 事实上，市场经济在中国起源甚早。司马迁曾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纹不如倚市门。”当今许多人云亦云的无知谬人以为中国古代没有市场经济，儒家观念一贯轻视商人和市场，殊不知流通商业和市场经济在中国起源极早，且与儒家颇有关系。 春秋时期，郑国的贤相子产（也传为孔子老师之一）曾召集居住于郑国的一批经商致富的殷商族人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 《左传·昭公十六年》记子产之言说： “早先，是我的先君郑桓公和你们殷商族人一起从周朝迁居出来，齐心协力开辟了脚下这块土地，砍去野草杂木，定居在这里。我们曾立下盟誓要世世代代互相信赖。当初双方立下盟誓说：‘你们不要背叛我，我也不抢夺你们的东西。你们做买卖赚钱拥有宝货，我也不过问。’依据这个双方信守的盟誓，我们一直和睦相处到今天。”（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盘庚迁殷以前殷人称为商人）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毋强卖，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郑国的开国先君郑桓公姬友是周宣王的弟弟。姬友受封郑国，周宣王赐给他一批殷商遗民作为农奴。但是，郑桓公没有让这些殷人做农奴，而是让他们到各国从事贩运贸易成为自由的商人，郑国之都城也因而成为当时汇通天下的大商埠。 伯禽封鲁建立鲁国时，也带来了许多殷商族人。所以邹鲁之人自古也以善于经商闻名。 据《史记》记载：“鲁人俗俭啬，……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说，直到西汉时，邹鲁之地仍多出商贾及金融家（放高利贷者）。 流行的谬见，以为儒家轻商。其实，古之商贾本来就有所谓“儒商”。而“儒商”之始祖，即使不从孔子算起，也可以从孔门的大弟子子贡算起。 子贡以善于经商闻名于当世。司马迁曾经说子贡极善经商：“与世转货赀”，“家累千金”。又说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换句话说，子贡就是当时的一个土豪金。 孔子死后，子贡曾在卫国任官，后来于政坛失意即转而经商，从事金融高利贷，遂成为一时巨富。那么子贡昔日从学于孔子的，恐怕也会有行商之术吧？！ 司马迁曾说，谋富之术有三等：“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未富次之，奸富最下。然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认为儒者贫穷，而夸言仁义，是非常可羞之事。换句话说，美德是需要本钱的。如果身为贫贱之人自己竟然无法立身谋生，也就没有资格讲论“仁义”。 孔子中年以后长期流亡陈国，而陈国也是当时天下的重要商埠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谓：“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 孔子中年以后许多年间居住陈国——除了卫国所居时间最长即陈国，是否也是因为这里是通都大埠，四通八达，方便子贡等子弟们从事商业活动，以取得自己和子弟们生存和从事政治活动所需要的资财呢？ 13、 私学的兴起 在经历了四五年的浪游之后，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前后，三十四岁的孔子回到了鲁国。 大约三十岁左右孔子即已经开始立学收徒。清末章炳麟以来有一种看法以为，惟孔子首创“私学”，从而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风气实孔子开之。” 其实，私人讲学之风气，并非始创于孔子，至少在春秋中后期，私人授徒已成风气。这种风气发生的社会基础，是西周以来，贵族世袭制度之外，各国有自民间举胥吏用为下层文官之制度。国人中处于庶子身份的年轻人，通过这种举荐可以走入仕途。对于士族子弟，西周各国原本有官学、公学进行教育。（这种官学即“学宫”、“辟雍”） 东周以后，王政衰微，官学在各国衰落，社会中有学识的士人，遂招徒讲学，培养势力，于是各国有所谓“私学”的兴起。 晋国大夫叔向，门弟子众多，因其势力强大，以至已投拜其他人门下做弟子者，许多也改投到叔向之门下。 郑执政大夫子产，年轻时曾经从师多人。任郑国相之后，去见老师时，仍和其他同门按年纪排座次，传为一时美谈。 又据《吕氏春秋·离谓》：郑国的大夫邓析收徒学打官司，只要交纳一定财物作报酬，就可以到他那里学习。“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孔子时鲁人有王骀，是个刑徒，犯罪被砍掉一只脚，但是追随他的信徒众多——“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与夫子中分鲁”。 因此孔子的学生常季问孔子：“王骀是个被砍去了一只脚的人，而跟从他学习的人在鲁国却和先生的弟子相当。他站着不能给人教诲，坐着不能议论大事；弟子们却空怀而来，学满而归。难道确有不用言表的教导，身残体秽内心世界也能达到成熟的境界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孔子回答说：“王骀先生是一位圣人，我的学识和品行其实都不如他，只是还没有机会前去向他请教罢了。但我都愿意把他当作老师，何况学识和品行不如我孔丘的人呢！何止鲁国，我将引领天下的人向他学习。” 后来战国时代兴起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春秋时代的私人讲学风气实已开其先河。 14、 授徒讲学建立儒党 孔子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大约从三十五岁到五十岁这十五年的困顿生涯中，孔子以惊人之少的社会资源，竟奇迹式地聚集了一大批与他具有同样不得志背景的年轻人追随于他，从而组织起了一个被后世人称为“儒党”的社团。 孔子创学之初是没有名分的。只是在昭公廿四年以后，孔子才被鲁公任命而具有了宗社师儒的正式名分。孔子自周归鲁后门徒增多，可能与这一任命有关。因为此时孔子作为鲁宗社之胥相，已经有官禄可食，也有正式名分可以传习礼教，聚徒讲学。《周礼》中的宗社司祭兼职就是学官，负责教授贵族子弟书写计算及礼仪制度。而宗社中的社田，其收租正可以养育这些入籍的子弟。 孔子讲学的目的，是培养“士君子”，也就是培养未来的从政者、政治家、演说家（言语者）、外交家和祭司（胥相）——“学而优则仕。” 孔子门下的这个学团，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收而教之，教而别之的收费性学校，而实际是一个具有政治宗旨（“克己复礼，令天下归仁”），共同的价值观念（仁、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且有严密的系统和组织，甚至具有某种人身隶属性（”一日拜师，终身为父“），人数颇为众多，而且有内部层级划分（领袖七十二，所谓七十二贤人，总人数三千）的雏型政党组织。 史传孔子弟子三千，其中名世之贤者七十二人。三千弟子，实际就是儒党的党员；“贤人”，就是分层的各级领袖。 有人不相信孔门弟子人数达到三千这个数字，认为可能是夸大的。其实如果作为政党，人数三千实在算不上多。嫡弟子七十二贤人，若每人下属第二层弟子四、五十人（不过一个班而已），则总人数即已超过三千名了。 这三千多人的徒党，无论在当时的鲁国或孔子所到往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不被视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晋赵简子本来策划要攻打卫国。因知道孔子儒党在卫国，遂放弃了进攻的计划。这也许就是当时在列国政治中孔子之所以声名显赫倍受重视的原因。但另一方面，这种政治势力和影响，可能也是孔子及其团体在鲁、在齐、在卫、在宋、在陈、蔡之间不断地被驱逐，被围困，屡遭排斥的原因。 孔子被当时人目为“素王”，所谓素王亦即无冕之君，实际就是政治领袖。 如果孔子只是一个平静的书斋学者，提笔写文章，登堂讲经籍，仅仅作为一个为青年人执教、授业、解惑的学者、教授，所谓“教育家、思想家”，则孔子必不可能发挥那样巨大的政治影响和作用。 在孔子死后，他的许多弟子自立门户，也纷纷在各地招徒讲学，于是形成了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之势。 15、孔子为“君子”之称号赋予新意义 孔子对学生的教育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孔子之教，在社会制度方面，是兴礼主义，以礼齐民即以伦理为教化。在个人方面，是倡导君子人格主义。孔子建树了以“君子”之道为规范的人格理想。孔子认为这种完美人格的建立依赖于君子的自我修养。后来这种儒家的人格主义在曽参和孟轲的学说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阐扬。 孔子学团中所招收的主要是当时的贵族学宫中所拒收的庶子。 所谓庶子，别称即“竖子”。竖子在战国秦汉时代已成为一个骂人语，其意义略相当于“小人”、“野人”或者“杂种”。 依据宗法制度，多数出身于贵族之家的庶子，得不到爵位和资产的继承权。所以庶子无恒产。孔子曾经说：无恒产则无恒心。所以宗法贵族嫡脉们视自己为“君子”——君贵之子，却视诸庶子——“竖子”为”游士“类群（即”氓“，无业无归者曰氓，今语所谓“流氓”），而甚为鄙视。 但是孔子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被赋予一种新的道德涵义的词语“君子”。 在周文化中，“君子”本来专指君之子——贵族之嫡脉，是一种尊贵的社会身份——惟有公侯贵族子弟方可以称作“公子”或者“君子”。然而孔子之所谓“君子”，则不是特指身份和出身，而是指学养和道德。 在孔子看来，无论任何人——即使出身于小人、野人，身份是”庶子“或者”竖子“，也有教无类。只要其修养有德，则这种人也可以成为“彬彬君子”。孔子使“君子”成为一种道德人格的美称，换句话说，单凭血缘关系、宗嫡身份并不能保证贵公子们成为“君子”，成为“士人”。 《论语·宪问》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子路问什么人能成为君子？孔子说：只要严肃地修身（“修已以敬”）。子路说：这就够了么？（“如斯而已乎？”） 孔子说：不但修养自身还要关怀他人（“修己以安人”）。 子路问：这就够了么？（“如斯而已乎？”） 孔子说：不但修养自身而且能安好老百姓。只要能做到这样，就可以超越圣人如尧舜。（“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圣其犹病诸？”） 换句话说，士君子就是怀抱远大理想的志士仁人，他们不但修持自身而具有美德，而且能治国安天下。因之在孔子的理念中，“士君子”之道体现着一种具有至善美德的人格理想。 曾子后来曾这样阐述这一理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摘录何新著《孔子新传》，本博转录经作者审定，文字有所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