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自然损失所受到的关注却少得多。它通常不会是20国集团或联合国大会等重要多边活动的重点，也不是各国关于经济增长和贸易的讨论的中心话题。通常只有在以解决环境危机为目的的政府间论坛上，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讨论。但即使这样，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也只能在一些零星的峰会上被提及，只有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得到的关注和资金相对更多些。
2022年12月，196个国家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签署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份文件虽被誉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界的“巴黎协定”，却并没有像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那样自2015年达成以来便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
这是为什么呢？自然损失使得全球超过一半的GDP都处于风险之中，数十亿人每天都在遭受自然损失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破坏性影响，这些人可能生活在农村、过热的城市、原住民土地和脆弱的沿海地区等。从各方面来看，气候变化和自然损失密切相关，且有着共同的驱动因素。要把这两个问题同时解决，仅靠脱碳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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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在于，自然损失虽整体上显而易见，但却并非处处可见。热带森林、冰川和海洋——这些全球自然损失的主要地区总是让人感觉遥不可及。它造成的影响虽亟待解决，但往往无法让人感受到紧迫感。事实上，整个国际社会的专家都认为自然损失是未来十年内可能会出现的风险，而技术变革、经济不确定性和各类冲突则是更为紧迫的问题。自然损失虽可以衡量，但它对商业经济和国家繁荣究竟能造成多大影响，大多数人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试想，当一个部门领导或高级主管在看到森林退化或鱼类资源减少的数据时，他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吗？
不过，好消息是，不断发展的自然资本核算与估值方法可以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帮助。
自然资本方法将“资本”的概念扩展到环境领域，将大自然定义为值得恢复、维护和提高生产价值的资产。土地、流域、森林覆盖、土壤和各种物种等自然资源被视为“存量”，这些“存量”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流量”，如食物、纤维、对极端天气的调节能力和文化价值等。许多这样的重要收益并没能体现在GDP等经济指标或财务报告中。
自然资本核算，本质上是记录特定自然资产或资源随时间变化的过程，以及自然为我们提供的相关收益。估值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环境物理存量和效益流量转换为与决策相关的指标，包括货币指标。核算与估值相结合，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大自然现在已经产生了多少收益，以及未来还将创造多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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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键数据可以让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更容易达成有关自然的决策。如果得到大规模推行，它将让自然危机变得更加直观，彰显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首先，自然损失以统计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变得更加显而易见。在国家或全球范围内，自然资产负债表可能有助于更好地评估自然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从1992年到2014年，人均自然资本——也就是我们的全球自然资源存量——下降了40%，而人均GDP却增长了一倍有余。
其次，如果政府和企业必须在披露核算数据后采取行动，那么他们的决策也就不一样了。举例来说，新加坡农业综合企业奥兰集团CEO魏吉思 (Sunny Verghese) 在2022年表示，他把减排视为“作为CEO的首要任务”，关键原因在于奥兰的大股东淡马锡对其旗下投资公司制定了内部碳价政策，这影响了公司一半的税后利润。
第三，通过整合各种形式的自然损失数据，并把造成的影响用简明扼要的指标来衡量——比如折算成货币，那么自然损失就变得更好理解了。在世界范围内，光是土地退化每年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就高达10.6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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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核算在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会计师、经济学家、民间社会和学术界都受到了关注。目前，许多全球倡议都主张更多地采用自然资本核算方法，其中一个突出例子就是“生态产品总值” (GEP) 概念。
GEP概念于2012年由中国首次提出，是各级政府衡量其生态绩效的主要指标之一。GEP类似于GDP，使用市场价格和经济学方法来计算生态系统每年为经济提供的价值，包括生产价值（如农产品）、调节服务（如气候适应能力）和文化服务（如科学价值）等。GEP可以为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撑，为环境保护和恢复方面的投资提供依据，还有助于衡量地方官员的绩效表现。
截至2023年，中国已有17个省级和50个市级政府发布了GEP应用指导方针。包括贵州省、青海省，以及广东省深圳市在内的约200个试点已经启动。举例来说，浙江省德清县一自然保护区2021年GEP达3.11亿元，基于该指标的分析直接影响了该保护区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审批。
鼓舞人心的是，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2022年，国家发改委员会、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印度、哥伦比亚、斯里兰卡和瑞典等国也已经或即将开展GEP试点。
自然资本方法虽然并不是个新事物，但仍未成为主流。全球经济的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自然资本关注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各国政府可以开始探索推行自然资本核算和估值，将其与国家和地方发展计划以及生物多样性战略协调一致，并评估要求大型企业采用自然资本标准的可行性。第二，专业学者和各标准化组织可以努力在不同标准之间争取更大的协调，并使自然资本方法变得更易于企业理解、采用。第三，企业可以借助现有标准，开始评估自身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并准备好采用自然资本战略。第四，国际组织应为多方利益相关者提供合作机会，以推广自然资本方法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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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Counting the cost"
